学术论文摘选

当下仍有不少译者沿用简化、归化甚至污名化的译名

原标题：对外翻译与传播中的文化自信论析
王东风，潘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上海翻译，2026年第五期

摘要（略）

1. 引言

　　……。

　　从“翻译世界”转向“翻译中国”，不是要否定前者，而是要达成一种新的平衡。“翻译世界”仍然需要，中国依然要关注国际前沿成果，依然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遗产。但“翻译中国”必须被提升到同等甚至更加突出的位置，其前提正是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敢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展示真正的自己；没有文化自信，就会在翻译中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标准和经验来裁剪中国的表达。例如，将中华文化的核心符号“龙”译为在西方文化中常带有邪恶联想的 dragon，将象征国家权力与文明的“鼎”译为日常炊具 bronze cooking utensil（铜锅），甚至沿用在部分西方语境中承载特定政治含义的 Tibet 来称呼“西藏”，使用易被解读为暗含两岸对立的 Mainland China 来指代“中国大陆”等等。

2. 文化自信：翻译主体性的根基

　　……。

3.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实践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

　　与仰视式美化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译者面对自身文化时，却又习惯跟着西方译者的基调，采用简化、归化的翻译。如将“云汉”简化为 in the clouds，将“龙”归化成 dragon，将“孙悟空”降格为 Monkey King（猴王）。这种双重标准，根源正是文化自信的缺失。真正的文化自信，是要打破双重标准，既不仰视他者，也不矮化自身，而以同一把尺子衡量内外，依翻译学的既定规则而译，让翻译真正成为文明平等对话的桥梁。这正是下文将要讨论的翻译策略转向的根本出发点。

　　……。

4. 翻译策略的文化自觉：从“迎合他者”到“自主命名”

　　……。

　　以“云汉”为例。李白的《月下独酌. 其一》末句“相期邈云汉”中“云汉”的译法发人深思。这首诗流传甚广，仅“知乎”网上一篇文章注就收集了三十二个英译本。其中，中国译者和海外华人译者的译本共八篇，包括孙大雨、林语堂、罗郁正、许渊冲、周平、张廷深与魏博思、秋子树以及一位博客主人。这些译本恰好构成了一个观察中国译者文化自信状况的样本群。

　　对比八位译者的译文，发现没有一位译者尝试将“云汉”作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宇宙意象，以音译（如 Yunhan）或直译（如 Cloudy River）加注的方式呈现。相反，他们不约而同地要么选择了西方固有的归化译法，要么选择简化的策略，没有一个译者尝试把“云汉”真实的文化意涵通过翻译介绍出去。在这八个译本中，归化版的 Milky Way 出现五次，占绝对多数；简化版的 stars above （上面的星星）、the clouds（云）、the heaven （天）各一次。可见，李白笔下这个承载着中国古代天文学独特认知的“云汉”，要么被塞进了希腊神话的框架（Milky Way 源自赫拉乳汁），要么被简化为泛泛的“星星”、“云朵”或“天空”，其文化特异性几乎被消解殆尽。

　　反观一些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的西方译者的翻译，虽大多数还是将“云汉”译为 Milky Way，但也有不少译者的译文保留了异质性，如宾纳（W. Bynner）和宇文所安（S. Owen）将其译为 river of stars（星河）、艾斯库与洛威尔（F. Ayscough & A. Lowell）译为 Cloudy River（云河）、韦利（A. Waley）译为 Cloudy River of the Sky（天上的云河）、佩恩（R. Payne）译为 the Cloudy River of Heaven（天上的云河）。他们虽未音译，却也未直接归化，至少还保留了“云河”和“星河”这两个核心意象。从文化上看，更贴近“云汉”，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和诗学的尊重。

　　中国译者本应是中华文化最直接的阐释者，但在处理“云汉”这一符号时，却比西方译者更倾向于求助于“他塑”，更急于向西方读者的阅读便利妥协，这恰是“双重标准”在翻译实践中的典型表现。

　　长期处于“翻译世界”的接受者位置，使许多译者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迎合他者的思维定式，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能不能看懂，而非我们想表达什么。保留文化独特性被视为一种传播障碍，而归化或简化则被视作必要妥协，但这本质上却是主动放弃了对自己文化符号的命名权和阐释权。

　　……。

　　基于文化自信的翻译，应当敢于打破惯性。对“云汉”这样的核心文化意象，选择“音译加注”或“直译加注”的方法，即将“云汉”直接音译为 Yunhan，首次出现时附上简要注释，如 the ancient Chinese name for the Milky Way, literally "Cloudy River of Heaven"。这既保留了文化独特性（反常化），又降低了理解门槛，真正实现从迎合他者到文化传真的跨越。

　　……。

5. 翻译评价标准的重塑： 从机械忠实到文化传真

　　……。

5.1 两个易：“易于理解”与“易于接受”

　　……。

5.2 三个新：“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

　　……。

　　首先看“新概念”。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一个民族能否为人类知识共同体贡献新概念，是衡量其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按照玄奘“五不翻”中的“此无故”，中国特有的概念应以音译的方式直接贡献给世界。以“鼎”的翻译为例： 鼎是中国古代的重器，象征国家权力、社稷江山，西方文化中根本无对应物。然而，很多博物馆参照西方对该词的翻译，将其译为 bronze cooking utensil（ 铜锅）或 tripod（ 三脚架） ，矮化了其文化内涵。按照“五不翻”的原则，应当直接音译为 ding，并加注说明其作为礼器的历史地位与文化象征，这正是典型的“新概念”创造。

　　其次看“新范畴”。中国古代兵器“戈”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该字在博物馆中常被译为 dagger-axe（匕首-斧） ，无法传达其独特器型与文化内涵。

　　“戈”不仅是一种兵器，更是一个深深嵌入中国历史与文化记忆的符号，其独特的勾割式设计与中国古代战车的使用方式紧密相关，蕴含着丰富的军事史与礼制信息。根据玄奘“此无故”的古训，应当直接音译为 ge，再简要说明，让这一中国特有的兵器概念以本来面目进入世界话语体系，为世界古代兵器谱贡献“新范畴”。

　　最后看“新表述”。如果说“新概念、新范畴”解决的是“说什么”，“新表述”解决的则是“怎么说”的问题。以“麒麟”为例，中国译者常用西方的 unicorn（ 独角兽） 来作对应。后者虽然也是神话生物，但其基本形象通常是一匹白马，额前生有一支螺旋形角，象征着贞洁与纯洁，传说中只有纯洁的少女才能使其驯服； 而麒麟则是集狮头、鹿角（ 早期多为独角肉角） 、虎眼、麋身、龙鳞、牛尾于一体的复合型瑞兽，象征仁德、祥瑞与太平盛世。二者在外貌形态、神话谱系、象征意义与社会功能上截然不同。沿用 unicorn 翻译“麒麟”，抛弃了中文原意而套用西方文化概念，实则将中华文明词汇的原创性和定义权拱手相让，西方读者一见到 unicorn，便会本能地联想到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而不是中国特有的“四灵之首”与“仁兽”。按照文化自信的翻译原则，应采用已收入《牛津英语词典》的音译 kylin （亦作 qilin），根据语境辅以简要注释 a legendary Chinese creature symbolizing benevolence and auspicious signs，而非以 unicorn 进行错误归化。

5.3 两个易与三个新的统一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两个“易于”绝不能孤立地理解。如果片面追求“易于理解”，那么将“龙”归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 dragon，似乎也“易于理解”，但这种“易”以牺牲文化独特性为代价，本质上是在延续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扭曲的文化形象，而非以中国自己的话语重构自我形象。为了摆脱这一“他塑”困境，我们需要通过系统的“自塑”行动，让中国原创的概念、范畴、表述进入国际话语体系。通过音译或直译加注、语境化阐释等方式，降低理解门槛，使这些“新”话语能够被世界接受。没有“新”，“易”将沦为对失实命名的因袭，而非文化传真； 没有“易”，“新”则可能止步于自说自话。二者统一于“文化传真”的最终目标。

　　两个易与三个新有着内在统一的关系： 追求“新”，必须是可理解、可接受的“新”； 要求“易”，绝不能以牺牲中国文化的本真为代价。翻译评价的标准，正是要看译文是否在“新”与“易”之间达到辩证平衡： 既为中国原创思想打开了国际话语空间，又确保这些思想能够以清晰、得体、有效的方式进入异质文化语境。

　　因此，从基于归化的“机械忠实”到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根本目标、以“易于理解”、“易于接受”为必要手段的对外翻译与传播，是一次系统性的升级。这要求翻译工作者不再仅仅把自己看作“译员”，更要把自己看作中国话语体系的“共建者”。……。

6. 结语

　　本文从文化自信的理论启示出发，阐明文化自信作为翻译主体性根基的理论逻辑，探讨翻译实践重心的转移、策略的自觉与评价标准的重塑。贯穿全文的主线是：文化自信不是空洞的口号，而应渗透在翻译活动的每个环节，切实实现从“他塑”到“自塑”的转向，从“迎合他者”到“自主命名”的跨越，从“机械忠实”到“文化传真”的标准升级。这些转变正体现了中国译者从“学习者”走向“对话者”乃至“引领者”的心态转变，其深刻标志是，打破仰视西方、矮化自身的双重标准，更加准确而合理地将中华文化特有的概念以本来面目呈现给世界。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文化自信的觉醒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所有译者都已完成了这一转变。在当下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实践中，仍有不少译者沿用简化、归化甚至污名化的译名，依然以西方读者能否立刻理解为最高准则，把“约定俗成”奉为金科玉律。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已经开始觉醒，主动采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策略来翻译与传播中国文化。从“龙”Loong 到“饺子”jiaozi，从“悟空”Wukong 到“西藏”Xizang —— 这些“新表达”的出现表明，中国文化外译沿用已久的译名惯例正在松动。中国知识界已不再满足于用西方现成的概念替换中国特有的符号，而是自觉还原中华文化的本真面貌。这正是文化自信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落地，也是从“迎合他者”走向“文化传真”的生动例证。

　　……。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王东风，博士，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山大学教授，研究领域：翻译学、诗学、语言学、比较文学。

　　作者简介：潘莉，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视听翻译、多模态翻译、语篇分析与翻译。

（黄佶编辑配图，202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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