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走出去”了却难以“走进去”（汤玲玲）【龙_Lo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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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摘选

外宣翻译“走出去”了却难以“走进去”

原标题：外宣翻译内在意义的再生与变异
汤玲玲（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长春大学学报，2023年第九期

　　外宣翻译在国内最早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汉译英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学界普遍认同黄友义和张健两位学者关于外宣翻译的阐释。黄友义认为，外宣翻译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张健教授进一步将其细化为广义之“大外宣”和狭义之“小外宣”。前者几乎涵盖所有的翻译活动，而后者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府文件公告，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介绍、公示语、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译。

　　据 CNKI 统计，自 2012年1月至 2022年12月，以“外宣翻译”为主题发表的期刊论文总数 3167篇，其中博士论文 14篇，硕士论文 590篇，CSSCI 期刊（含北大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总数 185篇。从研究数量看，“外宣翻译”相关发文总量占近十年来翻译总发文量的 0.98％。从研究层次看，相关高水平论文发文量占近十年来翻译高水平论文总量的 0.78％。显然，外宣翻译的研究节奏跟不上时代语境下翻译发展的步伐。从研究内容看，既涵盖经济发展、民族传承、历史演变等内容的宏观领域，又包括乡村建设、景区旅游、企业发展等中观层面的尝试，也有政治文本、文献典籍、旅游文本等微观文本层面的解读，充分体现了大到国家建设、小到个体发展都离不开外宣翻译研究。从研究视角看，有以各学科理论探究为视角的研究，如传播学、哲学、叙事学等；亦有以前沿政策为指导的创见，如“一带一路”、“互联网＋”、乡村振兴等；还有以研究方法为视角的综括，如 CiteSpace、语料库等。可见，外宣翻译研究已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发展阶段。

　　然而，现有研究散见于各领域，缺乏文化系统性和连贯性，较强的学科寄生性随时会引起“泛学科”的潜在危机。进而言之，当前外宣翻译对文化旨趣研究不浓，对文化意义本身关切不够，缺乏基于自身文化体系元素的价值诠释与意涵表达，文化元素摄入过少致使外宣文化本质和内涵出现“流失”现象，外宣翻译“走出去”却难以“走进去”。

　　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符号学理论框架下的外宣翻译意义问题，深挖外宣翻译内在意义变异与再生等问题，以期有效避免外宣翻译单一学科视角存在的学术盲点和解释偏颇问题，为填补外宣翻译文化流失的沟壑提供助益。

一、文化符号学理论回溯

二、外宣翻译与文化符号学的契合逻辑

三、外宣翻译内在意义生成之管窥

　　“对外宣传以语言为纽带，以传播效果为宗旨，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文化与价值观的阐释及国家形象的建构，其形式以外宣翻译为主”。作为讲好中国故事、读懂中国内涵、建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桥梁，外宣翻译服务对于国家形象塑造、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话语权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使命化的国家行为。

　　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符号学理论框架下的翻译意义问题，指出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文本的信息记忆功能和文本的信息创造功能对外宣翻译内在意义变异与再生所产生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外宣翻译文化元素的观照和解析，激发外宣不同符号和编码之间的文化活力，加强文化认同的符号功能，让中华文化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从而助力文化“走进去”。

　　（一）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文化不匀质与信息不等值现象的消解

　　基于化学家维尔纳茨基“生物圈”的概念，洛特曼将“符号圈”定义为文化与符号赖以生存的空间。不匀质性是“符号圈”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文化在“符号圈”表现极为活跃又异常繁杂的主要诱因，催生了不等值信息。从符号到“符号圈”衍生的过程中，文本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这一切有赖于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

　　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是通过发出者将信息传达给接受者的过程。在传递过程中，受主客体不同语言经验、标准和记忆贮量等因素的影响，文本对异质文化的解码难以实现全覆盖、零偏差的理想范式，只能是近乎原编码的信息解读，文本也无法达到绝对意义上的信息对等传输状态。

　　尽管如此，依旧不影响文本作为文化内在意义生成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渠道所发挥的学理功用。文本中的偏差与谬误也是新意生成的重要源头，正是由于内部的不匀质与信息的不等值加速了新意的产生，文本不再是一个僵死的符码结构，文本使信息“文化化”，信息又加速了文本“降噪”的进程。

　　如将外宣文化圈与“符号圈”相类比，不难发现两者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对“文本”的依赖是殊途同归的。诚如前言，文本与文化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关联词。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是一种拥有完整意义的文本组合，文化即完整的文本集合。外宣翻译作为文化发展的一部分，自然被视为一个拥有完整意义的文本组合体，译界、译者、译文等便是外宣文化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外宣翻译中，由于主客体双方受经验理解、教育程度、认知结构、接受取向、期待视野等多重影响，致使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不对称的符码效应和非等值的信息接收效果。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是消解文化不匀质现象和解除信息不等值困境的重要工具，文本使信息“文化化”，信息又加速了文本“降噪”的进程，因而文本在解决文化的信息不等值上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这种现象在外宣翻译中比比皆是。“新闻外交官”的翻译常用 statesman 而摒弃使用在西方语境中具有贬义色彩的单词 politician；龙”选用中国汉字“龙”的音译 Loong，却避免使用引诱夏娃偷吃禁果的灵兽 dragon 这一具有原罪性质的词汇。

　　针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问题，俄罗斯称之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特殊军事行动），认为这是一种反压迫性的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西方国家冠以 Russia-Ukraine War（俄乌战争）、Russian Invasion（俄罗斯入侵）之名。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对于以 Russian Invasion 和 Russia-Ukraine conflict（俄乌冲突）主题关联的新闻报道总数比例悬殊，前者约为后者的十五倍。相同的情况见诸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管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局势的主流态度，通过翻译发挥符号表意功能在外宣中留下“噪音”痕迹，人为引导意义发展方向，使意义持续单向，从而为政治阵营的重新划分埋下伏笔。对此，中国使用 Russia-Ukraine conflict（俄乌冲突），亮明客观态度和中立立场，有效避开了卷入国际政治争端的乱圈。

　　文本以政治考量的身份匡正了固有认识的误区，消除文化壁垒，避免了政治事故。文本使信息“文化化”，文化通过文本层面的信息传递在强化政治意识的同时，也淡化了政治色彩，避免了话语冲突，展现出文化的兼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促成了外宣翻译内在意义的变异与再生。文本在外宣中润物细无声地对翻译进行镶补、减肥和重组，达到对异质文化迂回婉约的处理效果，有助于解除文化在文本传播过程中受信息不均匀性、不对称性双重影响而造成的信息不等值困境，促进了文化的异质共生。

　　（二）文本的信息记忆功能：历史记忆与文化联想的唤醒与重构

　　（三）文本的信息创造功能：多语场域与异质文化藩篱的跨越

　　洛特曼强调，文本不是由一种语言而是由多种语言同时在表述。从原则上讲，任何文本都是多语的，是由许多不同等级的子系统叠加而成的符号整体。文本内部存在复杂的多语性，使内部的各子系统进行“游戏”和“对话”，所以，“文本能建立某种新信息，形成新的意义”，即文本的创造性功能。多语性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文本观”的核心。在文本交流的过程中，多语特质促使信息准确性和完整性变得异常复杂，文化意义的生成也变得更加多元。……。

　　……。外宣翻译作为一个多语场域，囿于多语文化的限制和海外大众教育背景、政治思想、职业特征、认知结构、期待视野等方面的差异，文化的解码只能是近乎或近似同等意义的转化。多语的文化保障了外宣翻译动态性和多样性，形成了文化的创新机制。文化的创新机制又不间断地产生新信息和新意义，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文化新意的变异和再生永不停息。文化生成的新意义在跨越他文化与母文化之间的藩篱以实现与非符号及外符号空间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典型案例常见于外宣中新词新语的翻译。

　　新词新语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如中国宇航员（taikonaut）、佛系青年（Generation Zen）、裸官（family and assets-abroad officials）、元宇宙（Metaverse）、伪娘（a cross dresser）、剩男剩女（left-over singles）、中国网民（Chinese netizen）、香菇蓝瘦（under the weather）等，适度填补了文化空缺和概念空缺的情形。

　　然而，新词新语背后隐匿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内涵很容易形成他文化与母文化之间的藩篱，例如“甜野男孩”的译文。……。

　　在外宣中，多语之间的相互干扰、交杂不仅保证了文化信息的传递与保存，同时也产生了不可预见的新意义，文本翻越了多语场域过滤已有的认知框架，争夺和创造了文化生存空间。在跨越他文化与母文化之间的藩篱以实现与非符号及外符号空间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外宣翻译需要正视每一个文本代码内部复杂的多级结构，借助文本介质对文化史和思想史进行强劲的塑形和重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文本中的偏差与谬误也是新意生成的重要源头。所以，文本具有强大的信息创造功能，它是跨越异质文化多语场域藩篱的主推力，它是识别外宣翻译内在意义变异与再生的动力，依靠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预测力不断更新受众的记忆库，“激发对原有认知模式的重新思考并促使知识谱系的扩容和思想变化”，衍生独特的文化创造功能，再生新意。

　　四、结语

　　在文化自信的时代语境下，外宣翻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尤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其文化交往功能愈发彰显。……。

　　作者简介：汤玲玲（1987-），女，安徽和县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符号学研究。

（黄佶编辑配图，2023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