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投稿信箱：1131376436@qq.com 《译龙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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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 是一个具有原罪性质的词汇 原标题：外宣翻译内在文化意义生成逻辑之管窥 摘要：外宣翻译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桥梁，而今缺乏基于自身文化体系元素的价值诠释与意涵表达，外宣“走出去”却难以“走进去”。承袭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文本观”嬗变脉络，深挖文本三大功能对消解文化不匀质现象、唤醒与重构文化记忆、跨越异质文化语域藩篱的影响，激发外宣不同符号和编码之间的文化活力，以此管窥外宣翻译内在文化意义生成之道。 关键词：外宣翻译；文化符号学；文本 诚如许钧所言，“一个国家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首先是一个翻译问题”。外宣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它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战略，已然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然而，由于缺乏基于自身文化体系元素的价值诠释与意涵表达，外宣翻译文化本质和内涵容易出现“流失”现象，直接影响传播认知和文化感召。引入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对文化元素进行观照和解析，可激发外宣不同符号和编码间的文化活力，加强文化认同的符号功能，使外宣翻译全面“走出去”，全力“走进去”。 一、文化符号学回溯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摆脱传统主观印象式的方法在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控制论和信息论结合，开始运用系统结构分析法描述符号体系。六十年代，文化符号学从中衍生，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体系。 （一）“合金化”：莫斯科－塔尔图学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相对宽松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地缘结构影响，以诗学文学为研究的彼得堡文学派和以语言学为研究的莫斯科学派，在塔尔图多轮暑期研讨会开展“学术接触”，产生“共生”现象，实现了“合金化”，形成新的流派———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Moscow-Tartu），两者兼以文化意义的生成为研究共相。学派以文学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探索文本符号的结构规律、文学交际参与者的关系、意义阐释等问题；七八十年代，把结构主义方法扩展到其它符号领域，如图像、电影、绘画直至文化整体；九十年代，开始围绕文化符号活动的类型和普通文化类型学等问题展开研究。作为核心人物的尤利. 洛特曼（Juri Lotman），其文化符号学成为学派的经典理论。 |
（二）“三位一体”：“文本观”之嬗变史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是对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它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将文本作为解读文化现象的基本单位。文本是拥有“黑匣子”般意义的收集器和发射器，也被视为文化符号学研究核心中的核心。文本是文化符号学获得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源泉。洛特曼将早期的文本界定为意义集合型的符码载体，“文本是以特殊形式构成的，能够包括大量浓缩信息的综合体”。而后，文本由单一符码转换变为多语共构和多码交互。“文本不再被理解为有着稳定特征的某种静止的客体，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文本被重新定义为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 二、外宣翻译内在文化意义的生成之道 洛特曼曾言，“文化符号学旨在透过纷繁芜杂、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抓住文化的本质和共相，构建人类文化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具有普适性。”这一普适性的文本阐释依旧适用于外宣研究。 其一，在元语同源的认知维度上，符号是两者最基础的元语文本，是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文本使符号“文化化”；其二，在对话语际的功能维度上，对话通过文本促进人类文化的集体交流，使文化实现异质共生； 其三，在文本载体的阐释维度上，文本既是信息的发生器和存储器，也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更是激发新意产生之动力。 （一）文本的消解之道 受主客体不同语言经验、标准和记忆贮量等因素的影响，文本对异质文化的解码难以实现全覆盖、零偏差的理想范式，只能是近乎原编码的信息解读，因此，文本无法达到绝对意义上的信息对等状态。作为消解文化不匀质现象和解除信息不等值困境的重要工具，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即文本的消解之道。实际上，文本偏差与谬误也是新意生成的重要源头。内部的不匀质与信息的不等值加速了新意的产生，使得文本不再是一个僵死的符码结构，文本使信息“文化化”，信息又催速了文本“降噪”的进程。 此类现象在外宣翻译中比比皆是：“新闻外交官”常用“statesman”，而摒弃在西方语境中具有贬义色彩的“politician”；“龙”的音译“Loong”接受度高于曾诱引夏娃偷吃禁果的灵兽“dragon”这一具有原罪性质的词汇；在中国外交中“宣传”一词常用“publicity、communication、information、promotion、public relations、public diplomacy”等，而摒弃西方语境中含有虚假等贬义色彩的“propaganda”。 |
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逾越了中西异质文化差异的鸿沟，力求做到源语和译语的最大等值，文本以政治考量的身份匡正了固有的认知误区，消除了文化壁垒，避免了政治事故的发生。典型案例常见于处理政治文本翻译，以“台湾问题”的译文为晓譬。译文“Taiwan issues”易引起文化争议，“而应酌情使用意义明确且政治立场明确的词汇，如‘the topic / future / development / sovereignty / ... of Taiwan’；或政治上无歧义的表达，如‘issues related to / concerning / regarding ... Taiwan’等来处理”。对黄岩岛的翻译绝不能沿用菲律宾所使用的具有文化联想功能的错误词汇“Scarborough Reef”，而应直用地理方位音译“Huangyan Island”，以示中国对黄岩岛无可争议的主权，消除异质错误文化的隔阂。 |
（2012年，菲律宾将黄岩岛改称为 Panatag Shoal）
……。 （二）文本的重构之道 文本的重构之道源于文本的信息记忆功能，它指“文本有保存自己过去语境的能力”，文本拥有唤醒恢复历史语境和还原文化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联想和重构功能。文本既可引发历时和共时语境中读者的共鸣，也唤醒了读者沉寂已久的历史记忆。这种重现性的特质，复现了文本模拟现实生活的世界图景和“死而复生”的立体文化，使认知得以重构。 外宣中时有将“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A Love Story of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之举，对于中国受众而言不难理解。而鉴于文化差异和内涵理解之缺失，对于西方受众而言，无文化关联性的“文本”会遏制文化记忆的复苏。借用西方文化同属性典故，译为“Chinese Ｒomeo and Juliet -- A Love Story of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既营造了共同记忆的语境氛围，也唤醒了集体记忆，从而加强了文化认知，也加速了文化联想功能的重构。当然，外宣中的此类情况俯拾即是，如“汤显祖”（Tang Xianzu，China's Shakespeare）、“济公”( Jigong, Robin Hood in China, robbed the rich and helped the poor），皆为同理。 |
……。 （三）文本的逾越之道 ……。 多语间的相互干扰、交杂不仅保证了文化信息的传递与保存，同时也产生了不可预见的新意义，文本逾越了多语场域过滤已有的认知框架，争夺和创造了文化生存空间。作为舶来品的“佛系青年”是指将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做事的人。然而，部分媒体过度放大其“低欲望症候”与“无所谓、都可以、随大流”的虚无主义价值特性，将其译为“Buddhist youngster”或“Chinese Stoic youth”，易产生与佛教信仰关联或与斯多葛主义对等的歧义，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源语文化意义的表达和文化交流；若将之译为“Generation Zen”则较为可取，Zen 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Generation Zen”迎合了欧美国家的流行语“Generation X”和“Generation Y”。 此外，关于航天员的称谓亦同此理，不同于美国的“astronauts”和俄罗斯的“cosmonauts”，已经被牛津词典收录的中国航天员“taikonauts”是由“太空”的拼音和英语 astronaut 混成的拼缀词。 |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跨越他文化与母文化之间的藩篱以实现与非符号及外符号空间文化的交流上，外宣翻译需要正视每一个文本代码内部复杂的多级结构，借助文本介质对文化史和思想史进行强劲的塑形，从而逾越异质文化多语场域藩篱，激发对原有认知模式的重新思考，扩容现有知识谱系。 三、结语 ……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汤玲玲（1987- ），女，安徽和县人，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符号学研究。 |
【编后记】汤玲玲老师这篇论文介绍了很多实际案例，值得搞翻译的朋友们深思。 （黄佶编辑配图，2023年3月5日） 相关链接： -------------------------- （返回顶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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