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信箱：1131376436@qq.com T: 13671606831 《译龙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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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 dragon“是魔鬼的代名词” 原标题：重构门多萨的“金蛇王权”想象 摘要：如何把龙这一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到印欧语境中，是困扰了中外译者几个世纪的难题。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汉学家门多萨曾用“金蛇”（serpiente dorada）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尽管现下汉语学人也关注到了早期汉学家使用“蛇”来翻译“中国龙”的转码策略，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却忽视了两者在中世纪语境下都具有浓重的负面意涵。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蛇”的负面文化冲击力轻于“龙”，而在于龙是以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形象存在于十六世纪欧洲文化记忆之中的，而建构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形象背离了《中华大帝国史》的同一化书写立场。……。 关键词：金蛇王权；中华大帝国史；衍指符号；龙；大明王朝 一、serpiente dorada ——中国国王：一组错位的衍指符号 《中华大帝国史》自十六世纪问世以来，对海内外学界一直有着深远的文化影响力。这部文献用西班牙语书写而成，于 1585年在罗马首次出版刊印，但意大利人不懂西班牙语，这导致印刷中出现了较多的拼写错误，因此，作者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对首版并不满意。直至 1586年，马德里的克林诺. 赫拉尔多（Querino Gerardo）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西班牙语修订本。经笔者考辨，这一版才是门多萨认可的最终修订本，以下简称为“1586 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本文也以该本为研究底本。 |
……。 引起笔者关注的是，门多萨把“龙”从汉语转码到西班牙语语境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组错位的文化编码：“serpiente dorada（金蛇）———中国国王”，并且这组符号在“1586 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中共出现了三次。笔者将之译成汉语分别是：“金椅上方还有一顶绣着国王徽章的锦缎华盖，那是用金线绣成的蛇纹饰。”“只见巡抚坐在一顶鎏金的象牙轿之上，锦缎帷帘上绣着盘结的蛇。如前所述，那是国王的徽章。”“巡抚坐在一把用象牙和黄金制成的极为华贵的椅子上，上端有瑰丽的华盖，华盖上绣着一种盘成一团的蛇纹饰，那是国王的徽章。”其中，门多萨对“蛇”的西班牙语原文书写是“serpiente”。 |
可见，门多萨在十六世纪西班牙语的语言系统中，为本体“蛇”（serpiente）嫁接了一个新的喻体——中国国王（rey），从而形成了一个扩大的意义系统并生成了一组新的意义链接：“serpiente dorada（金蛇）——中国国王”，即用金线绣成的蛇是中国国王的徽章。因此，笔者把这组跨文化转码符号简称为他者视域下的“金蛇王权”想象。 不容忽视，这组新的意义链接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多重误读之上的。《中华大帝国史》成书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门多萨记述的“中华大帝国”正值大明万历年间（1573-1620）。在彼时的汉语语境中，龙才是大明皇帝独享的权力符号。此外，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是皇帝（emperador）而非门多萨所述的“国王”（rey）。因此，这组错位的跨语际转码结构就形成了一组“衍指符号”（super sign）。 需指出的是，本文在此借用了华裔学者刘禾提出的一个翻译学概念。我们不妨细读其定义：“衍指符号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词语单位的意义构成直接的影响。这些词语单位可以是本土词汇和外来词，也可以是语言学家在某个语言内部或不同语言之间可加辨别的其他言语现象。” 二、门多萨之书写立场再探讨：在尊重与蔑视之外 尽管门多萨曾三次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指出，蛇是大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符号，但我们并无法认清他对中国文化的看视立场。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把视域转向文本外部来寻找答案。需提及的是，笔者曾基于第一部西班牙语单语词典《卡斯蒂利亚语或西班牙语宝鉴》（Tesor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o espanola），对“dragon”（龙）和“serpiente”（蛇）在十六世纪西班牙语语境中的所指和喻体进行讨论。 在此，我们不妨先对前期研究中的思考予以回顾。这部词典给予了西班牙语 dragon（龙）多层寓意。其中，“龙”有两个喻体。如词典所释，首先，“龙是魔鬼的代名词，如《启示录》第十二章中就多次记述了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们与龙的争战。”其次，“龙还被视作抵抗教会和上帝臣民的暴君、君主、皇帝、国王。” |
与此同时，西班牙语 serpiente（蛇）则被赋予了刁滑善诈的和魔鬼附庸之寓意，正如词典所释：“在上帝创造的所有野兽中，蛇是最刁滑的动物。耶和华也对蛇诅咒道：你既然做了这事，就要受到比所有牲畜和野兽更严苛的诅咒，你要用肚子行走，毕生吃土，蛇还是魔鬼的附庸。” 基于上述释义，笔者曾在前期研究中把门多萨的金蛇王权想象解读为一种跨文化改写的符号结构，并指出其“隐喻了中国形象在十六世纪欧洲的正面出场”，以及“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这样一种优越异质文明的充分尊重”。然而，随着《中华大帝国史》研究的深入，笔者对前述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既然蛇和龙在门多萨所处的历史语境中都是贪婪狡诈和魔鬼的代名词，这就意味着蛇对十六世纪欧洲读者产生的负面文化冲击力并不逊色于龙。因此，把“金蛇王权”想象解释为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未免有些牵强。 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并继续设问：倘若大明万历年间的“龙”旅行到十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中国龙被直译为了欧洲龙（dragon），彼时的欧洲读者是否能自觉地在欧洲龙（dragon）与“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之间建立起跨文化通约性？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根据第一部西班牙语单语词典所释，龙的喻体是抵抗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和魔鬼。这层释义无疑为我们重新解读“金蛇王权”想象背后的文化立场开辟了新的视域。基于此，本文对这组衍指符号被他者看视的合法化过程提出了另一条解释路径：门多萨用蛇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并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或蔑视，而应归咎于“龙”在十六世纪西班牙语语境中的反基督教意涵，而建构一种抵抗欧洲文化的异族暴君形象背离了《中华大帝国史》的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 三、衍指符号与文本意图的同构 ……。 探讨至此，让我们对“serpiente——中国国王”被他者合法化看视的过程进行重新解释：巨龙是以反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形象存在于十六世纪的欧洲集体文化记忆之中的，而建构这样一种抵抗基督教的异质文化形象背离了《中华大帝国史》的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因此，门多萨选择用“蛇”而非“龙”来表征大明皇帝的权力符号，这并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而是对作者和文本意图的一种符号化再现。 四、重新定义门多萨的中国想象：升级的文化模式 以“serpiente——中国国王”为逻辑切入点，我们认识到了这组衍指符号与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之间的同构性。反思至此，让我们对门多萨以他者视域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重新定义：他在对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又委婉地嫁接进了精神空虚的愚人他者形象。从此，在十六世纪的欧洲视域下出现了一种“物丰神空”的中国形象。在此，让我们的思考不妨再深入一层：这种新型的他者之中国形象是彼时的欧洲在面对更为复杂的世界版图，特别是，面对一种在物质和制度上都更占优势的异质文明，而采取的一种升级的文化模式。 ……。 如果西班牙殖民者对待拉美土著的文化模式呈现为一种“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形态，门多萨对大明王朝则开启了另一种二元想象模式，即“文明-半文明”的文化范式。后者又具象化呈现为两组对立的文化形态：一是富庶、和谐、强大的中华大帝国——深陷全面危机的西班牙王国，二是精神上愚昧落后的异教文明——笃信基督教的先进文明。 ……。 诚然，无论是“文明-野蛮”、还是“文明-半文明”的文化模式，在本质上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变体。只不过面对不同的异质文化形态，欧洲中心主义的表征发生了嬗变，如美洲他者被野蛮化了，而中国他者则被愚化了，但所有变体凸显的无一例外是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而在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欧洲文明基本上等同于基督教文明”。因此，门多萨虚构出的半文明化的中国形象在本质上凸显的是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 ……。 五、十六世纪中西方遭遇之历史语境的诗性重现 ……。 六、结语 ……。 在前期研究中，笔者曾提出过一种观点：门多萨用蛇代替巨龙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最高权力符号，隐喻了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充分尊重。然而，随着对《中华大帝国史》的深入思考，笔者对上述论断提出了新的质疑：既然蛇和龙在门多萨所处的语境中都是贪婪狡诈和魔鬼的代名词，我们就难以演绎出“金蛇王权”隐喻了中国在欧洲的正面出场的结论。 对此，本文提出了另一条解释路径：门多萨用蛇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主要归咎于“龙”在十六世纪西班牙语语境中的反基督教意涵，而并非源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
……。 【编者注：原文中外文均为西班牙文。】 |
作者简介：高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 （黄佶编辑配图，2024年4月7日，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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