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投稿信箱：1131376436@qq.com 《译龙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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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Dragon”更象是一种生物，而不是一种神物 苏州大学博士论文 第五章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归化与异化研究 第二节 从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看“中华龙”和“Dragon”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对翻译的解释都集中在一个相同的层面上：翻译的实质就是语言间的转换。传统翻译是“等值转换”，转换的前提是假定不同语言之间是具有绝对的同一性，从而把一种语言文化中的内容尽可能不变地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中华龙”落选奥运会吉祥物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文“龙”和英文“dragon”这两个表面相同而实际相异的概念上。“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中译英时，被以归化的方式翻译成了“dragon”。中文“龙”和英文“dragon”由于局限在传统翻译的“等值转换”模式的框架内，使中国的“龙”完全等值于英文的“dragon”，使两个本来相异的概念变成了相同的概念。实际上这种“等值转换”对跨文化交流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误导了读者，增加了文化沟通的障碍，使西方无法真正地认识、了解东方文化。“中华龙”和“dragon”有着各自不同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不可互相替代。如果从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看“中华龙”和“dragon”，就可最大程度地呈现各民族迥异的文化特色，实现文化资源共享。 2008年奥运会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大事，奥运会吉祥物因此也成为重中之重。由甘肃省选送的“中华龙”不仅受到奥运会组委会有关人员的高度评价，更是备受海内外各界华人的高度赞赏。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中华龙”，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图腾，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传达，最能得到世界华人和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 |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龙”最有可能获得奥运会吉祥物的殊荣。但是由于龙的形象在东西方存在差异，作为奥运会的吉祥物，“中华龙”是在对吉祥物进行最后一轮审定时被淘汰出局。 对于“龙”的落选原因，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龙的概念非常特别，而且由于中西方意象差异大，西方人眼中的龙和我们所引以自豪的情感寄托是不相吻合的，容易产生误解。 在西方，“dragon”是一种巨型怪兽，形似鳄鱼，身披鳞甲，长有巨爪和翅膀，能游水，能飞行，能喷火。它凶猛异常，破坏力大，是恶的象征。《牛津英语大辞典》【1】也把“dragon”释义为“fabulous creature like a crocodile or snake, often with wings and claws, able to breathe out fire, often guarding a treasure; (colloq) fierce person”。 （1，Oxford Advanced Learn'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55.） 从英语的释义可以看出，龙在西方是指神话中似鳄鱼或蛇的一种动物，常生有翅及爪，能吐火，常守护一宝藏；口语里指凶狠的人。另外，英语的 dragon 还有“凶暴的人，悍妇”等含义。由此可见，西方的 dragon 和中国的龙完全两样。 |
而在中国，龙是由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创造的，有着图腾般的高贵地位。……。 从翻译的策略来看，把“龙”译为“dragon”是属于归化的策略。至于谁是第一个把“龙”译为“dragon”的人已经无从考证了，但不管怎么说，当初在翻译这个词语的时候，他肯定也是把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当作一样的动物而对等起来了。现在看来，这种翻译不能仅仅认为是误译，毕竟二者之间颇有相似性，而不同民族间的词语就是互为归化的翻译。 华东师范大学黄佶（2006）在 www.loong.cn 网站上发表的关于龙的翻译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还比较形象地指出：Loong 的两个“o”字母，就象龙的两只大眼睛；Loong 在文字上又和“Long”相近，给人“长”的感觉。因此 loong 还具有象形文字的特点，和中文汉字有暗合之妙。黄佶建议今后也不要再把英文单词 dragon 翻译成中文的“龙”，可以对它进行音译，如“得拉根”，解释是：“西方神话中凶恶的带翼巨兽”。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其实在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中，在对待“龙”的条目时已经有两种不同意见：其一是“dragon”；其二则是“ long”。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367页。） 另外在《大英百科全书线上繁体中文版》中，龙也被分为两个条目，第一个是“ dragon”，第二个是“lung”。 由于大陆版使用拼音字母 long 翻译龙，而台湾使用威妥玛拼音 lung，结果造成了新的混乱，鉴于此原因，黄佶建议把龙统一翻译为“Loong”可以避免这一混乱。 把“龙”音译为“Loong”是粤语的拼音法，事实上，这种用法已经有人在使用了。例如著名武术家李小龙的英文名字是“Lee Siu Loong”，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名字被翻译成“Lee Hsien Loong”。其实在一些涉及龙的文字中，“龙”也的确也被称为“Loong”。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福华烟草股分有限公司出品的龙凤牌香烟商标上的英文就是 Loong Voong Cigarettes。 |
再者来说，英文中本来没有 loong 这个单词，因此把“龙”翻译成 loong，不会引发歧义。【3】 （3，黄佶：《“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 Loong》，http://www.loong.cn/loong060320.htm）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只有能反映文化才有意义。因此这就要求翻译者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不同民族因各自创造文化和理解文化的能力的差异，导致二者观察事物、理解事物和反映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存在差异，从而导致负载文化意蕴的语言在表达方式和表达效果上的差异。每一种语言都是反映本民族文化特有的事物、现象和心理的词语，总是同本民族的文化、历史、心理素质、民俗、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变化等密切相关，也是跨文化交际中我有他无的特色文化词语，是用其他语言无法对译的“非等值词语”。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文“龙”和英文“dragon”分别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象，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自称“dragon”或“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龙的传人），西方人当然要把中国人看成是恶魔和坏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仅仅从字面上的意义就可见一斑。因此，在将其他民族语言中的词语进行翻译时，不仅要考虑“等值”与否、异化和归化的策略，还要考虑民族的文化接受心理。 因此，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缺省的出现使得交流存在障碍，有时被缺省的成分虽然不在话语中出现，但却被特定的语境激活而存在于话语接受者的记忆之中，于是话语中的实际语言表达中因缺省而留下的语义真空就会由于接受者的文化知识的参与而获得填充。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原作者与原文读者之间的这种默契不可能天然地存在于原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因此必须有共同的背景知识（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或语用前提（pragmatic presupposition），否则就需要翻译者对原文进行阐释，才能达到与话语接受者交流的目的。【1】 （1，参见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补偿》，郭建中编《文化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第235页。） |
由此可见，在文化交流中，语言的差异导致的误解是必然发生的，原文中文化缺省的存在表明，翻译并不仅仅是个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译论有一种“文化回归”（Cultural return）倾向。因此，翻译者不仅要有双语能力（bilingual competence），而且还要有双文化能力（bicultural competence）。文化缺省现象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翻译的目的就是要使来自不同文化的双方克服文化差距（cultural gap）以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 二．归化与异化：共谋与抵抗的文化策略 “中华龙”翻译成“dragon”是归化的策略，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这样，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根据异化的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因此，韦努蒂认为，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其提倡的翻译原则就是“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如果从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看，不把“中华龙”翻译成“dragon”，而是采取异化的策略译为“Loong”，这样就可最大程度地呈现各民族迥异的文化特色，避免文化上的误释。 |
在韦努蒂看来，翻译总得涉及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由于翻译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其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的价值标准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强势文化的语境。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从而使得归化的翻译策略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韦努蒂认为，假如弱势语言文本在进入强势文化的翻译过程中被归化，那么弱势语言文本所包含的异质成分就会被抹煞，由此产生的译本不仅不能体现异族文化的“异”之所在，反而会误导英美读者。在他看来，异化翻译可以“成为有利于民主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是用来对抗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情绪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1】 异化的翻译保留了外国文本中之异，但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译文在忠于原文时，就只能背离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异化的翻译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异化的翻译在英语里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自我欣赏（cultural narcissism）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2】韦努蒂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他说，这种翻译策略可称之为“抵抗”（resistancy）。【3】 这种翻译不仅避免译文通顺，而且对目的语文化提出挑战，因为通顺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改。“抵抗”，即抵抗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 （1，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20.） （2，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中国翻译》，2000年第一期，第50页。） （3，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29.） |
Lawrence Venuti（韦努蒂）
三．归化与异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话语权力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上的强大，使得“西方人在其创造的理论观点意识形态与一整套价值观念中就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全球多元话语体系中权威话语的地位。正如福柯所说，知识与权力是共生的，知识产生于权力，而权力则创造知识，理论的撒播不是孤立与无条件的，而是在知识权力的制约下运作的”。【4】 （4，张卫中：《母语的魔障——从中西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学的差异》，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所谓全球性的话语系统，事实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体系的表述，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话语的策源地都在西方，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也大都来自西方。然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各民族返本归源、充分发挥本民族特色文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化领域的民族性。现在，我们应该反思西方理论话语的中心霸权地位，充分发挥自身传统文化的优势，发掘本土文化的宝贵资源。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弱势民族文化文学翻译介绍到西方国家比较少，这就形成了翻译中一个明显的逆差现象。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处于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和文化还远远没有得到世界的认可。“因此从翻译入手，发起一场‘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和‘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运动倒是有助于中国文化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消解单一的中心之神话，使之与西方文化达到共存共处、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境地。就这一点而言，翻译及其研究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任何其他分支学科所无法达到的。”【1】 |
“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的转换，其中由于语言符号本身是民族文化的构成因素，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必然有文化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为原文与译文的或得或失、或增或损，或曲从于新语，化入异类文化中，或不失其本，表达原文异趣，总之，是一种语义和语词形式的同一与差异的相辩证发展。”【2】 （1，王宁：《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25页。） （2，方汉文：《比较文学高等原理》，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346页。） 如“望子成龙”、“亚洲四小龙”中的“龙”如果翻译成“Dragon”，一定会让西方人误解。因为在西方“Dragon”更象是一种生物，而不是一种神物。 |
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只有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从翻译活动的整体性来认识，才能对翻译有正确的理解。“中华龙”的落选，原因虽在于“中华龙”和“Dragon”对等的翻译上，但同时也暗含了文化殖民语言的侵袭。“Dragon”作为吉祥物，确实不能被西方人所接受和认同，但在尊重了“他者”文化的同时，却也有可能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色。 总的来说，归化异化之争与社会历史因素、政治经济背景等宏观视角有着密切的联系。归化异化不仅仅体现翻译策略或方法的选择问题，也不仅仅体现翻译活动的伦理问题，更昭示译者和理论研究者持有的文化态度和译者所代表的特定文化所持的文化观念。既然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持有不同的文化心态，翻译活动的指向（即由强势文化进入弱势文化，还是相反）不同，译者的策略选择必然会随之不同。翻译活动的完成又需经历数个过程，跨越两种文化设置的语境，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必然要为两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诸多社会历史因素和政治经济大环境层层包裹。【3】 （3，汤莙：《学术批评乃天下公理——对翻译理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质疑》，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2003。） 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异化是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抵抗”形式。但是，当这种理论被引入中国之后，其理论语境已经改变，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翻译策略的环境与目前中国的理论语境完全不同，当今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所谓“文化逆差”现象，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强势英语文本进入本土文化的翻译过程。至于具体的翻译策略而言，我们要考虑到中西不同的翻译语境。 西方（主要是英语）是强势文化，所以外译英时应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这样才能使本民族文化不被英语文化同化。“韦氏异化翻译主张背后的民主政治，才是我们应该学习借鉴的。本着民主目标，强调差异，我们似乎应该……走与韦努蒂目标相同但方向相反的道路。也就是英译中时可以归化，保护汉语特色，中译英时可以异化，传播中国文化，尽量不被英语文化同化。”【1】 （1，吴文安：《翻译策略的语境和方向》，《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二期，第98页。） 翻译中对跨文化因素的处理往往采用“归化”和“异化”两种不同的手段，这两种策略从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容两个层面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策略应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和文本目的。作为中华儿女精神图腾的龙，经过数千年的文化融合和积淀，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的族徽，是中华全民族精神上的血缘纽带，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 |
如果从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看，“中华龙”是东方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补、互证、互识的过程中寻找机遇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的一种契机。在殖民化过程中，由于殖民地文化被宗主国控制，失去了开展平等的文化交流的自由。殖民统治者利用自身的权力话语，通过翻译文本巩固霸权。为了解决西方读者对中国龙的象征意义的误解，翻译研究者曾提出过各种解决方案，然而究其本质，这一误读并不能通过语言翻译本身得到很好的解决。 更为严重的是,“dragon”在西方语言中并不先天具有凶恶的形象，“龙的象征意象在西方不信基督的时代，与东方文化有相同之处，认为龙代表积极的原始力量，从威尔士引以自豪的红色龙旗即可得到明证。”【2】 （2，方坦纳等译：《象征世界的语言》，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这更证明了对中国龙的误解并非单纯的翻译和语言问题，而有着更深的文化根源。西方文化霸权的强势话语、文化冲突论、文化优势论、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才是对这一概念误读背后的真实原因。【3】 （3，张明权：《二元对立翻译观的文化解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年第二期，第6页。）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译成英语部分甚至完全失去了本意。所以好好的鸳鸯，变成 mandarin duck（“官方的鸭子”，听起来象是官宦人家养的宠物鸭子），……。 还有象棋成了 Chinese chess，其实国际象棋一种两人参加的棋盘游戏，每人最初执十六枚棋子，其中分为六种，每种按不同规则移动，目标为将死对手的国王。这与我们的象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种翻译好象是咱们剽窃人家中世纪的家族徽章和棋类游戏的知识产权，其实中国象棋的起源要比所谓的国际象棋早的多。 |
本来象这种某一文化里特有的东西是完全可以“音译”了事的。这一点，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翻译家唐玄奘就已经指了明路。他在翻译佛经时提出了“五不翻原则”【1】，就是凡汉文中找不到对应的外来特殊用词，一律只取音译而不用意译，以避免望文生义。汉文译成其他文字原理也与此相同。唐僧的“不翻”原则说明了一个道理：音译是对特定文化的一种尊重和保留。 （1，玄奘“五不翻原则”：一是秘密，如陀罗尼，不翻；二是多义，如薄伽梵（有六义），不翻；三是中土所无，如阎浮树，不翻；四是顺古，如阿耨菩提（汉以来就这样称呼），不翻；五是生善（用原语可以使人生善念），如般若（意为慧），不翻。） 可惜后世的译者在把汉语译成外语的过程中，翻译界似乎总是在迎合外国人的文化习惯和审美情趣，汉文化的专有名词在译成外语的过程中，罕见音译。 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龙文化源远流长。龙的形象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多彩多姿。不同的翻译策略可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来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寻求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真正实现建立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沟通的历史使命。站在民族文化的视点上，“中华龙”完全可以在全世界传播，西方民众完全可以正确的认识中国的“龙”，了解我们源远流长的“龙文化”。 |
【编后记】在进行跨文化翻译时，“归化”和“异化”并非唯二的选择，经济因素，或者说译文的经济性，即译文的简洁程度往往决定了最终胜出的是哪一种译法。例如 telephone 曾经被音译为“德律风”，这是一种异化翻译，但是最后获胜的是比较简洁的意译“电话”，这是一种归化翻译；cement 最初被音译为“水门汀”，后来被比较简洁的意译“水泥”所取代。但是 radar 没有被意译为“无线电定位机”，而是被音译为“雷达”；pizza 最初被意译为“意大利馅饼”，后来被简洁的音译“披萨”所取代。其它因素也会发生作用，例如 laser 既被意译为“激光”，也被音译为“镭射”，romantic 被意译为“浪漫”，但是比较啰嗦的音译“罗曼蒂克”也非常流行，显然是因为后者都比较“洋气”，能够满足使用者的特殊需求。 （黄佶编辑配图，2022年10月28日） 相关链接： “创、省、异”：中国特有事物名称外译的三字原则（翻译也有经济学） -------------------------- （返回顶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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