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摘选

遇到错译要像捍卫领土主权一样义正词严地予以更正和斗争

Dragon 还是 Loong：自主话语体系重构与话语规划路径探究
赵雅文（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于杰（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战略，2024年第二期（半年刊）

　　2024年是中国十二生肖中的龙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报道“新春龙舞挑战赛”活动时，把“龙年”译为 Loong Year，把“龙舞”译为 Loong Dance，不再使用传统的 dragon 译名。这一官方的正名译法体现了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自主权和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像龙这类“文化负载词”外译的主动作为和规划设计。“翻译即传播”（熊俊 2007），翻译者所处立场决定翻译的方法与技巧，从而决定语言政策和话语规划。“政策即话语”（方小兵 2023），龙的外译应由中国语言政策文本制定者主宰，应按照中国文化的逻辑内涵和符号意义译为 loong，而不应任由西方文化左右译为 dragon，这是中国官方政府和专家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重要使命。

一、 “龙”的英译历史考察与话语规划反思

（一） “龙”的象征意义与英译来由考察

（二） “龙”的英译差异及文化背景分析

（三） “龙”的英译对比与话语规划反思

二、 “龙”的外译基本要求与话语规划原则

　　导致“龙”的外译差异与争议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化差异和政治隐喻因素以外，还有其自身作为文化负载词的多元化涵义和开放性属性，类似的词还有“君子”（语言文化负载词）、“衙门”（物质文化负载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宗教文化负载词）等，其中“龙”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从上述“龙”的翻译历时性内涵演变和共时性外译争议来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之所以复杂，根本原因在于翻译者所处政治立场不同、文化观念有差异。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西方霸权主义严重左右和统摄世界各国的话语传播走向，中国的话语传播也深受其影响，“龙”被翻译为 dragon，并且几十年主宰和误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百年来，中国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中国应该也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龙”译为 loong 这一官方正名就应该是历史的新开端。那么，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其原则和要求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传播五要素（传者，受者，内容，渠道，效果）视角入手进行新的思考。

（一） 从传播主体看，对外翻译和话语规划要牢牢把握主动权

　　作为世界使用最广泛的第一语言——英语，一直是英美国家操控天下的工具，英语不仅仅是语言和交流的工具，更是政治与文化的象征。在英语世界里，“龙”译为 dragon，就是被英美国家所左右，是传播霸权的体现。“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更多指的是寓意吉祥美好的“中国龙”，其翻译理应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应该符合中国话语传播规律和特征。早在 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黄佶博士就建议把龙译为 Loong，以后陆续有学者呼吁重新译龙，还有一些企业在名称中直接使用了 Loong。2024年年初官方正式将名字确定为 Loong，充分体现和彰显了话语规划和传播主动权和文化自信。

（二） 从传播内容看，对外翻译和话语规划要提炼出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

　　外译落到语言和词语上，是形式问题，但落到意义和思想上就是内容问题。词语有感情色彩等附加意义，而内容和思想是主观表达，因此代表的是译者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龙的翻译，无论是 dragon 还是 Loong，都只是语言的外在形式差异，真正的区别在于“邪恶灾难”与“吉祥美好”截然相反的释义。“翻译即传播”，如何翻译是一种政治与文化倾向和思想导向，前者是对中国文化和国家形象的丑化，后者是对中国文化和国家形象的称赞。因此，像外译“龙”这样语义丰富的文化负载词，首先要从中提炼出该词所蕴含着的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即吉祥、美好、光明、智慧等。因为翻译不仅涉及语言层面的文字转换，还具有传播文化和表达思想的功能（沈骑，刘思琪 2022），是政治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从传播载体看，对外翻译和话语规划要充分发挥多元译者的互动作用

　　翻译是国际传播的主要传播方式，它直接受到新媒体文化的冲击，迎来了“新媒体文化转向”。传统的印刷文化媒介下，翻译文本是单一的文字形态。数字化新媒体下，翻译文本多以文字、符号、图片、声频、视频等多模态呈现。从印刷媒体到多模态媒体，译者由“单一主体”演变为“多元主体”。从多模态文本角度看，“翻译的主体并不限于译者，而是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许钧 2003）。新媒体文化使翻译主体的内涵得到了新的拓展，译者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因此专业翻译者要与作家和读者等其他主体加强互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特别是尊重读者的心理感受与情感需要。笔者认为，年初官方将“龙”的翻译正名为 Loong，也有顺应中国广大读者民族情感和爱国心理的考量。

（四） 从传播受众看，对外翻译和话语规划要因文化差异有所区别

　　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思维模式、法制观念、宗教信仰、科学观念、民主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差异：中东国家，以穆斯林文化为主，宗教规范饮食、服饰和社交等行为；亚洲国家，以孝道文化为主，强调纪律、礼节和团结合作；欧洲国家，以时尚文化为主，体现美食、工艺、音乐等浪漫风格；美洲国家，以民俗文化为主，各种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和谐共存；非洲国家，以古老文明和部落文化为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宗教和节日。

　　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指出，语言为文化服务，其中一项功能在于帮助文化参与者建立和维系正面的情感（Nida 2001:153）。“龙”译为 Loong，将中国文化以异化的方式带入西方世界，旨在于受众文化群体中营造正面、积极的情感。涉及文化信息的话语在对外翻译时，要考虑当地文化特色和风格以及词义的细微区别，以达到更为优化精准的传播效果。

（五） 从传播效果看，对外翻译和话语规划要以国际形象塑造为终极考量目标

　　翻译表面看是外在的语言形式问题，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和政治立场问题。将“龙”翻译为 dragon，是受西方文化所左右，属于西方思维的话语传播体系；将“龙”翻译为 Loong，是受中国文化支配，属于中国自主的话语传播体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其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一种否定和批判，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正面积极的形象；后者是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一种肯定和认可，有效构建了中国国家自信向上的形象。因此，翻译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更是立场问题和意识问题，翻译终归要服务或从属于译者政治理念，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就会对应地译出包含其相关涵义和思想倾向的句子或词语，这就是对翻译传播和话语规划效果的最精准评判、终极考量。

三、 “龙”的英译话语重构与规划实践路径

　　话语规划是一个全过程的话语实践过程，由注意（noticing）、创制（creation）、传播（transmission）、援用（appropriation）和反馈（feedback）五个实践环节构成一个闭环流程模式（方小兵 2023）。以此理论框架作为参照，龙的英译完全可以进行话语重构，即建立中国自主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一） 凝聚外译共识，营造中国话语自主体系重构的良好氛围

　　龙的英译，不简简单单是文化差异问题，而是国际话语权问题，甚至是文化软实力问题。因此其话语体系应由中国自主建构，这需要中国政府官方渠道和专家学者学术路径的协同努力。语言规划既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也包括基层个体自下而上的行为。一方面，政府要以官方名义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各国正式宣告“中国龙”的英译是 Loong 而非 dragon，如遇到错译要像捍卫领土主权一样义正词严地予以更正和斗争；另一方面，专家学者要通过学术通道和交流场合充分阐释龙的英译理念和方法，以“凝聚观念，制造共识”（方小兵 2023）。

（二） 推动外译政策“创制”，将同类文化负载词纳入语言规划之中

　　词语的翻译进程天然具有异质性特征，像“君子”（在中国文化中指品格善良、高尚的人；在西方文化中指绅士、贵族阶层），相思豆（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爱情和思念；在西方文化中描述为见利忘义），红白颜色（在中国文化中红代表喜庆、白代表悲伤；在西方文化中红与暴力和血腥联系在一起、白象征纯洁和高贵）等文化负载词都应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应用管理司等相关部门对其外译从中国文化视角出发作出政策性规定，以免造成误译，引发严重的文化话语权或意识形态问题。

（三） 通过有效“传播”，为世界各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制造共识”

　　几百年来，龙的英译多达数种，dragon 和 Loong 两种翻译交织在一起，前者译法暗含了中国文化对立者的政治隐喻和意识形态，也误导和扭曲了众多人的价值取向；后者译法坚守中国文化立场，深刻表明了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自信。中国政府和宣传部门要设立官方、民间、网络等各种载体，广泛宣传以龙为代表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原则和要求，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图示、视频等方式创设传播情境、阐释外译理念、介绍语言政策、统一规划认识，形成国际话语传播的新格局、新景象、新生态。

（四） 运用政策文本助力基层“援用”，推动话语规划多向度互动和落地生效

　　多年来，龙的英译名没有统一的规范。相对来说，民间推动比官方更为积极。新时代背景下的话语规划与传播重构，需要政策主体增强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有计划、有层次、有秩序地将语言政策和话语规划写入文本之中并逐渐固定下来。这个环节在话语规划和重构中最为重要和关键，是话语规划从理念到行动的一个质的飞跃。一般来说，这种语言教育政策的援用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国际交流场景中最为常见，因此大中小幼教师，特别是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师和志愿者以及外交使者，肩负十分重要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五） 加强政策“反馈”，为话语广泛而有效传播提供合法而有价值的评估

　　语言政策与话语规划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贯彻执行过程，而是一个跨文化多群体、多层面、多角度不断沟通交流、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的“循环推进”的过程，其中的反馈环节“有助于提升政策的感知度，推进政策制定方式和传播模式的完善”（方小兵 2023）。龙的外译话语规划重构，也需要这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反馈，我们在致力于建立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同时，不能妄自菲薄，要充分兼顾世界各国不同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广大受众，在话语传播中要注意倾听他们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确保话语规划与传播的全面性与平衡性，这样才能使语言政策与话语规划更科学、更容易被接受，也才能使语言政策传播得更长久、更广泛、更深远。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赵雅文，男，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传播。电子邮箱：bdzyw@163.com。

　　于杰，女，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学、典籍翻译。电子邮箱：jieyu@tjnu.edu.cn。

（黄佶编辑配图，2024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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