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开篇或外宣工作初始阶段，异化翻译需辅以注释等（刘冲亚）【龙_Lo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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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开篇或外宣工作初始阶段，异化翻译需辅以注释等

原标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中的双重意义流失及其应对策略
刘冲亚（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10月

　　【摘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涉及主体广泛，各民族民间文化在收集整理生成汉语文本以及汉语文本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容易受各种因素影响，发生意义的流变与丧失。从国内各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撰情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由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存在过度文学化、归化翻译比重过大、指导思想落后等问题；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则存在词不尽意、详略不当以及文化水土不服等问题。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质量，需在翻译过程中平衡异化与归化翻译比重、以深度翻译还原真实叙事，同时深化各方主体合作、拓宽文化译制的载体。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非遗名录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保护以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等为传播载体的传统文化。我国加入该公约后，全国上下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热潮，并由此产生了大量带有记录、阐释与研究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汉语文本。随着相关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汉语文本被翻译成了英语，各省市政府组织编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受译制技术、行政管理手段以及文化战略导向等多方因素影响，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从民间口述整理成汉语文本，以及从汉语文本到外语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经历了双重意义流失。优化翻译策略有助于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译制过程中的意义流变与丧失，能够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的同时强化其传播效果与覆盖力，这对于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一、民间到“案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汉语文本生成过程中的意义流变

　　……。

二、对内与对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汉语到英语翻译中的意义流失

（一）浅表化翻译难以体现深层文化内涵

　　……。又如《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将“皮影”翻译为“Leather Silhouette”，这种翻译更接近“剪影”或“轮廓”，会使目的语读者误认为皮影戏是人做出的动作投射出的影子在演戏，未能体现出皮影制作的工艺与材料特点。

　　此类翻译方式在非遗名录中并不鲜见。现阶段正值文化强国建设战略深化期，我国的文化建设不应当只重视外在与形式的对外输出，更要将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深层价值传播到世界人民的心中，而望文生义、半间不界的浅表化翻译显然满足不了这种需求。

（二）词不尽意引发意境隔阂

　　由于译者片面追求形式对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存在不少词不达意的现象，具体主要表现为三类问题：一是用词不当。……；二是中式英语。……；三是生硬对应。例如戴乃迭译本的《阿诗玛》将“晒干了的樱桃辣，也比不上狠毒的热布巴拉”里的“樱桃辣”翻译成了“capsicum”。但在英语中“capsicum”一般指菜椒或甜椒，无法表现出“樱桃辣”这一云南特有植物的味觉特点和热布巴拉人物形象的狠毒程度。

（三）语言凝炼度不足，省译跳译过当

　　……。

（四）文化水土不服，专有名词音译过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汉翻译过程中，很多文化专有名词常常很难从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此外，在一些牵涉到专有名词的翻译中，非遗文本常常依赖音译。比如《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光绪二十六年的北管乐器译为“26 Carries Guang Xu Musical Instrument of Beiguan”，不仅年份与器物之间缺少介词链接，不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外国友人显然也很难从类似“Guang Xu”、“Beiguan”这样的音译中理解其所指为何意。

三、均衡与革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质量提升策略

（一）化繁为简，以深度翻译还原真实叙事

　　为提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质量、减少文本翻译中的意义流变，需要在文本的采集与翻译过程中坚持化繁为简。一方面要杜绝堆砌辞藻式的文本记录风格，使用真实质朴的描述提升阅读者的信息获得感；另一方面要在内容呈现中避免为强化戏剧性而刻意采用过于夸张的表述。同时，为突出传统文化内涵、强化信息的传播效度，译者需酌情发挥引言、脚注、附录等副文本在译介信息传达方面的优势，提升非遗名录介绍性文本的可读性。此外，还要采用直译、音译、加注、图文互补等相结合的深度翻译方式进一步增加文本的信息量，保证目的语读者能够知悉非遗文化所对应的文化背景。

　　以前述“光绪二十六年北管乐器”翻译为例：光绪皇帝于 1875年登基，光绪二十六年对应的是 1900年。但如果单纯将光绪二十六年译作 1900年，又没有体现出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达不到消弭文化隔阂的作用。可将“光绪二十六年”译为“in 1900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Guangxu in Qing Dynasty”，如此既指出了世界通用纪元下的年份，又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内涵，有利于帮助英语读者获知异域文化信息、强化跨文化传播效果。

　　可见，深度翻译能够有效弥补音译、意译的不足之处，译者应当视文本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翻译方式。而在翻译如“木鼓舞”、“九鲤舞”、“采茶灯舞”等约定俗成的名词时则不妨使用音译，这是因为这类名词中本就包含其内容或表现形式，国外读者即便不了解文化源流也能从字面意思理解名词所指活动的大致形态。

（二）均衡异化与归化翻译，激发目的语读者情感共鸣

　　为了方便目的语受众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翻译过程中常常出现过度归化问题。这种做法表面上强化了读者观感，但却扭曲了文本的原始风貌、遮蔽了非遗的文化魅力。对此，需要秉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原则，突出文本的异质性，主动为读者创造多样化的文化与精神体验。潘国文先生认为，做翻译一定要心中有读者，如果读者不能领会译本，那么翻译便失去了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翻译不可能完全摒弃归化翻译，少数因文化隔阂而较难理解的传统文化要素需要借助归化翻译转化为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的内容。但在文化要素理解门槛本不高或者可以有效借助深度翻译的情况下，还是应采用异化翻译方式凸显文化的异质性。

　　具体而言，要把握好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使用场景：信息型文本的翻译可以采用归化风格，具有中国特色、描写中国故事的文学性文本则应当提高异化翻译策略的比重。在文本开篇或外宣工作的初始阶段，异化翻译需要辅以注释、图表、附录等以帮助受众理解其中含义，在读者进入情境后应当淡化异化翻译的作用。

　　以“功夫（kungfu）”“水饺（shuijiao）”“龙（loong）”等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为例，这些词语在进入西方社会伊始都需要译者有意识地向当地读者解释具体内涵，但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使用传播，越来越多国外友人发现这些词汇简单易读且中国文化气息浓厚，便逐渐习惯了这种异化翻译词汇。

（三）优势互补、专业联动，保证非遗翻译的本真性

　　为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中保证信息平衡、意义一致，需要各方主体积极配合，共同完善非遗文本。一是要强化学界专家与非遗传承人的协作互补。……。

　　二是在汉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要推动以源语为母语的专家与以目的语为母语的专家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愈渐加深的当代，全球人民在各领域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工作也应当顺应这一优势，中国译者更为熟知中国传统文化，而英语译者更清楚当代英语社会人民的审美偏好，两者可以取长补短，在共同商议中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平衡，促进文化信息传播的效率最大化。

　　此外，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也是中英文世界的“传声筒”。译者需要在提升自身语言能力的同时不断钻研学习传统文化、主动了解各类文化现象的人文价值与历史背景。同时，加强与非遗传承人的交流与沟通，深入地感知非遗文化的精神内核，强化译本涵义的准确性。

（四）科学引入新媒体技术，拓宽非遗文化的译介与传播渠道

　　得益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新媒体技术不仅能够为受众带来更为丰富的感官体验、更为多样的信息表达方式，还能够为非遗文化产品的翻译与再释提供助力，从而扭转文本翻译中所产生的意义流失困境。翻译人员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纪录片，并将该片作为翻译的底本上传到新媒体平台供网友读者欣赏。此类方法不仅扩宽了非遗文化的传播渠道，还可以有效抵御由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文化传承断代问题。而且，当代网民的职业多样，许多文学、文字、历史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会上网并开通自媒体账号。翻译人员将相关记录信息上传到网络后，专家学者或了解非遗文化的网友也可以转发、分享视频资源并分析解读其中的专业信息，在集思广益中形塑文本意义、减少不当翻译。

　　中国有八十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十余种进入了濒危衰退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着此类困境，比如“唐和曲”这一艺术形式就因为传承人的离世且无人记录而走向消亡，现今无人能够复原其中的环佩之声。虽然基于新媒体技术的文化产品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土壤，比之大河山川、民间田野中的实体文化内容少了一些“本真性”。但对于濒临消亡的非遗项目而言，至少还能以数字化的方式留存。此外，不同于剪纸、绘画、服饰等相对静态化的非遗项目，山歌、舞蹈、地方戏等传统文化更具动态性，如果仅以图文形式展开译介描述可能会导致读者无法切实感受它的形态。因此翻译者可在图文之外酌情附加影音文本，全面、直观地向受众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活魅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刘冲亚（1987- ），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话语研究。

（黄佶编辑配图，202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