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投稿信箱：1131376436@qq.com 《译龙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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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 dragon：我们的翻译不能停留在马礼逊那个时代 原标题：从“龙”的翻译问题浅思基督教中国化的“动”与“静” 一、问题是什么？ 圣经中关于“龙”的经文，曾让人迷惑与不解。人们若只从字义去理解，就会把龙的标记、图案认为是偶像、是撒旦或魔鬼，以致谈龙色变。关于印有龙图案的物品，比如龙凤的被面、茶杯花瓶、名贵家具、字画名帖、雕塑照片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常会被去除偶像般的撕碎砸烂，甚至有人反对赛龙舟、舞龙等民间活动。有人把生病不顺的原因归咎于家里有“龙”的形象。有人的名字含有“龙”，也被认为不属灵。更有甚者，如李炽昌先生所说：“有人将中国历史上的不幸归咎于中国文化中对龙的崇尚，旧中国历史中各样战争，各种灾难，都被认为是中国人崇尚龙而不信耶稣的结果，是上帝对中国的惩罚。”[1] 其实，类似的行为不仅在教会内出现，教会之外也有一些例子。比如最典型的例子是 20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把呼声最高的“龙”改为福娃。所以，关于“龙”的问题，不只是信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异质文化对话的问题。下文笔者将立足于基督教信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 二、从“圣经龙”到“中国龙” （一）圣经中的“龙”是什么？ 圣经绝不是真空中产生的，一定是针对现世，同时又面向普世的。 和合本圣经中有十四处关于“龙”的经文，其中旧约两处，以“飞龙”的形式出现，但这两处的“龙”在原文中是蛇的涵义。另外十二处新约圣经的“龙”经文全部集中在《启示录》中。有经文提到“龙”的形象，七头七角；有说到“龙”的残暴，“龙”要吞吃妇人的孩子；有关于屠龙的记载，使者要与“龙”征战；最后说到“龙”的结果，“龙”就是撒旦、魔鬼，最终被捆绑。这些经文的“龙”，在英语中是“dragon”。在七十子译本中，希腊文的“dragon”译自希伯来文，原意是海怪的化身，或是不断威胁到创造秩序的混沌生物。[2] 这与巴比伦创世史诗中的海怪相关。圣经中 dragon 原型的整体形象是邪恶的、恐怖的，是令百姓所畏惧的。 |
（二）中国龙与西方龙 当代的“龙”形象，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承担着精神、文化、艺术和政治上的功用。虽然“龙”是中国祖先臆测出来的形象，但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载体。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要寻找精神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龙文化”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中国的“龙”形象是带着祥和与祝福，具有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精神特点。 中国龙的形象与西方龙的形象完全不同。西方的龙是邪恶的象征，带有破坏、摧毁、黑暗的特点。在西方文化中，dragon 形象结合了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特点，其体型似巨型蜥蜴，背上有像蝙蝠翅膀一样的巨大肉翼，麟身鹰爪，鳄嘴蛇尾，长有尖牙，口能喷吐火焰及毒液。《韦氏国际词典》的相关条目是这样解释的：dragon 是传说中的动物，一般被描述为有翼、有鳞、凶残的大蛇或蜥蜴，头上有羽冠，脚为巨爪。[3] 在比较之下，我们会非常清楚 dragon 与龙在两种文化中并不能简单同质。可是这两个异质文化中神话形象又是怎样被联系在了一起呢？ （三）“中国龙”为何成了“圣经龙” 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 1807 年将圣经翻译为中文，并于 1823 年印刷出版。他承认，除了通用拉丁文圣经外，他在各种译本中选择钦定本作为翻译的权威母本。钦定本旧约和新约中共有三十四处使用了“dragon”，马礼逊将其中三十三处译为中国的“龙”。马礼逊的中国圣经译本很有可能与钦定本一样将希伯来文的“taninim”以及新约中希腊文“drákōn”认作是西方的“dragon”。[4] 今天我们觉得非常明显的误译为什么会发生呢？1804 年伦敦会的董事会决定派马礼逊来中国传教，“决议中指定马礼逊去中国特定的目标是掌握中国语言文字，要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而传教不是首要任务。”[5] 所以，马礼逊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中文上，为翻译圣经做了大量的准备，不仅要学习中文，还要深谙中国文化。为什么马礼逊会把 dragon 译作龙呢？ 1、马礼逊的源背景影响 其实，龙与 dragon 之间的互译并非马礼逊首创。1299年出版的《马克波罗游记》中，“龙”的古法语就被写作“dragon”。……。对于要来中国传教的马礼逊来说，以上提及的著作很可能是他了解中国的必备材料，影响他对于中国龙的主观印象。 |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及其编撰出版的华英词典
2、中国龙的形象变迁 中国龙的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固定不变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在随着文化、地域、政治与时代需要的不同而发生着改变，它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同时也为其所使用。中国龙的形象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中国社会早期，龙作为神话形象出现；第二阶段是元明清时期，龙成为专制皇权的象征；第三阶段是近代中国，龙的图案从帝王象征变为了国家的象征，从皇帝专用变成了全民共用；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后，龙成为了日益崛起之中国的象征。我们可以发现龙的形象在越来越多的充满着积极向上的意义，也越来越具有民族象征性。 所以，马礼逊当时将 dragon 译为龙，并不能简单的说这是一种误译，笔者认为他是在做“处境化”的努力的，只是这种处境化是“片段式”的，是那时那地的处境，与我们现今的处境不完全相同。之所以龙的问题在现今时代显得尤为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发生了变化，龙的形象涵义发生了变化。同样，我们的翻译、解经就不能停留在马礼逊那个时代的解释，而要与当下处境相适应。其实早就有学者建议重新修订龙的翻译为“loong”，若是在翻译过程中找不到同样的东西，那音译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了。 三、在此问题上的中国化反思 通过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基督教中国化应该是“动”与“静”相结合的一个动态过程。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应改变，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静”的部分。它是有别于其他宗教的身份特质，不能改变。但是对核心的诠释应该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着调整与改变，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它是基督教中国化中的“动”。这个“翻译”要符合当下的文化处境，这就像在“龙”的译文中，其本意为恶者的形象，但如何在异质文化中诠释出来，需要抓住本质，用当代中国人能明白的话诠释出来。……。对当下处境的反思与回应是基督教中国化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基督教中国化中的“动”不仅要关注地域的不同，更要关注时代的不同。我们不能拿来主义，不加思索的继承全盘沿用过去的、外国的思想与研究成果，而是要时时审视与校正，……。 参考文献： 1,２,４，李炽昌：多神与一神张力：圣经翻译处境化的商榷，深圳大学学报，三十卷第一期。 3，闫增丽、范晓琪：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误译，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六期。 5，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4，第18页。 （黄佶编辑配图，2022年6月20日） 相关链接： -------------------------- （返回顶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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