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摘选

译 dragon 为龙直接影响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间的和睦共处

原标题：

多神与一神之张力：圣经翻译处境化的商榷

李炽昌（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香港）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月

　　摘要：圣经翻译实质关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释，虽然圣经译者希望尽可能准确地翻译原文，但是，翻译者的意识形态和教义认知往往左右着他们对圣经的翻译和诠释，因而翻译本身并不能排除教义偏见的影响。不仅存在翻译者的一神论教义与原始文本的多神教线索之间的张力，即把一神教信仰强加到译文中；而且，译者还有可能通过不恰当的翻译异化与魔化“他者”的文明。例如，中文和合本圣经跟随英文钦定译本将圣经里的海怪（“dragon”）翻译为“龙”，就是这种不恰当翻译的一个例子。

　　关键词：圣经翻译；一神教；西亚宗教背景；龙与海怪

一、引言

　　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自 1611年出版以后，在英语世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亚洲传教的新教传教士除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原文外，大多也拥有钦定版圣经。并把它作为权威文本。亚洲的圣经翻译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个版本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被钦定版的译文及其所包含的理解所左右。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本则一直是中国基督教团体至高无上的中文钦定本，同时也见证了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

1611年

　　本文着重讨论钦定本与和合本共同强调的一神论信仰，从两个主题对这两种圣经文本进行研究：（1）翻译者的一神论观点与原始文本的多神背景及一神崇拜之间的张力；（2）在亚洲的圣经翻译中，圣经和其他亚洲文本的妥协。前一个问题在全世界圣经翻译中都相当普遍，即把一神教信仰普遍地加到译文中；后一个问题则与中国的圣经翻译更加相关。即如何处理一神论的教义在多神教的亚洲与读者的“异教”文化的冲突。

　　在这方面，中文圣经翻译将西方的“dragon”译为中国的“龙”，导致了圣经中的上帝以“屠龙”的姿态对抗邪恶的中国本土宗教。

　　……。圣经译本的影响往往非常巨大，让一般公众通过母语便可更容易地了解基督教的文本乃至另一种文化。对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圣经是他们文学启蒙的第一本教科书。经过翻译的圣经在个人冥想和公共礼拜的阅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的过程中，目标语言的文化和宗教概念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翻译文本中。……。

二、多神教原始文本与翻译者一神论立场的商榷（略）

三、一神教的神与所谓“异教”文化之间的冲突

　　中国的圣经翻译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将西方“dragon”的形象与中国“龙”的概念匹配。这种词汇不相配的影响是巨大的，直到今日依然如此。所有汉英和英汉字典无一例外地传达着这一错误的翻译。在中国神话和民俗中，“龙”是一种由多种动物的不同身体部分组成的想像生物，能为人类带来祝福和繁荣。在中国的艺术绘画、民间故事、歌曲、电影和电视纪录片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也非常受欢迎，中国人还常常把自己比作龙的后代，正如二十多年前中国非常流行的歌曲《龙的传人》所唱：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曾有传教士研究过中国“龙”的正确含义。但他们仍将“龙”翻译成英语中的“dragon”。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于 1850年被派到福州，他不但撰写报纸专栏《中国简记》，还出版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书中这样介绍中国的“龙”：

　　龙在中国的历史和统治阶级里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中国人对龙的情感十分深厚。龙经常代表人类最伟大的恩人，能够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中国人赞叹它无比的力量。它成为了被极度崇拜的象征。【6】（P264）

　　根据卢公明所说，中国“龙”与西方对于“dragon”的夸张描述完全不符。西方传统中“dragon”是一种代表撒旦的邪恶生物，也是《启示录》中反基督与魔鬼的代表。在中国，“龙”是吉祥之物，是皇帝的象征，而龙王的形象总是用于祈雨。

　　在干旱求雨的时候，无论皇帝还是百姓，往往都把龙作为祈祷的对象，相信它会提供所需要的东西。【6】（P265）

　　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在 1807年将圣经翻译为中文，并于 1823年印刷出版。他承认，除了通用拉丁文圣经外，他在各种译本中选择钦定本作为翻译的权威母本。钦定本旧约和新约中共有三十四处使用了“dragon”，马礼逊将其中三十三处【7】译为中国的“龙”。马礼逊的中国圣经译本很有可能与钦定本一样将希伯来文的“taninim”以及新约中希腊文“drakon”认作是西方的“dragon”。

　　马礼逊之前两个多世纪，利玛窦在 1583至 1588年编纂“葡汉词典”时，他对中国的神秘动物“龙”仍然只是含糊理解。因此，他用“一个巨大的蛇状昆虫”【8】来形容它，但不等同于英文单词“dragon”。他正确地认识到“龙”是代表繁荣昌盛的皇室象征。对于西方“dragon”的理解，他则采用另一中国汉字“蛟”，“蛟”在中国确是一种邪恶且极具破坏性的动物形象。

　　这种解读在中西方文化交汇中影响深远。新教传教士利用这种翻译引申出一种压迫性的基督教观念：圣经中的上帝长期与中国文化争战，制裁着中国文化和宗教的罪恶。他们设想能够获得上帝的授权，摧毁存在于中国文化结构中的撒旦。这个翻译对于西方理解中国文明和东西方文化相遇时，中国人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也有巨大的影响。近年的例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所有对于“龙”的宣传全都消失了。中国当局避免使用“龙”，可能是为了不让西方世界对中国产生任何负面印象。事实上，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在概念、性质、功能和文化意义上完全不同。

　　犹太裔学者施约瑟（1831-1906）是圣公会主教和希伯来文专家。1875年，他根据希伯来文将旧约译成中文。后于 1899年修订。他对圣经的“中国化”（sinification【9】）做出了贡献，在圣经翻译过程中将希伯来语的概念融入中国词汇。和合本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的旧约翻译，“大部分新的翻译也是以他的翻译为根据。”【7】但从“dragon”的翻译来看。施约瑟比之前诸如 1852年的委办译本等版本使用了更多的“龙”字。

　　许多虔诚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缺少起码的认识，或顽固地相信“中国龙”是邪恶的象征。因此，他们承担起“神圣”的使命去摧毁和“龙”有关的一切。由传教士引入的一神教不仅打破中国传统、摧毁中国神的形象，还要消灭中国龙，因为在《启示录》中“dragon”被描述为“撒旦”和“反基督的”（12:3，4，7，9，13，16，17；13:2，4；11；16:13；20:2）。而这直接影响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间的和睦共处，正如中国基督教学者赵志恩所总结：

　　由于把龙的标记或图案误认为就是魔鬼或撒旦，因此，凡有龙图案的物品如茶杯、热水壶、花瓶、花盆、碗具，包括有龙图案的名贵家具，有龙的名画字帖等均需摔破砸烂，称“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如用有龙图案的被服床单作卧具，便称“你是每天抱着撒旦睡觉”。有的还称：“这是你卧床不起生病的真正原因”，“你的灵性太低”。有位丈夫参加单位庆典的舞龙队回来，居然被妻子拒之门外，称你在舞魔鬼，而当地传道人也居然站在妻子一方要那位丈夫被迫“认罪”才算了结……更有甚者，将中国历史上的不幸归咎于中国文化中对龙的崇尚，旧中国历史中各样战争，各种灾难，以及现在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相比还不够发达都认为是中国人崇尚龙而不信耶稣的结果，是上帝对中国的惩罚。【8】

　　将圣经中的海怪（七十子译本与钦定本的“dragon”）翻译为中国“龙”甚至导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立”这一看法的产生。有些偏远地区的基督徒试图让“神子们”对抗“龙的传人”，还有牧师居然声称所有中国历史的悲剧和苦难都是崇拜龙的后果，而中国的“龙”便是伊甸园中蛇和撒旦的化身。【10】

　　要弄清为何“龙”会成为这场对抗的焦点，我们必须回归到圣经和它的翻译。在七十子译本中，希腊文的“dragon”译自希伯来文“tannin”，原意是海怪的化身，或是不断威胁到创造秩序的混沌生物。根据西亚创世神话，创世神在创世过程中与海怪搏斗，自此以后也一直与它斗争。圣经吸收了这个神话，通过上帝与这个海怪的争斗故事来诠释耶和华的创造力。

　　在圣经中提到“dragon-serpant”或“海怪”主要是因为它们与上帝的创造力相关。它被描绘成混沌怪物，是创世神的敌人。它有着“Rahab”（“拉哈伯”【和合本】，伯 26:12；诗 89:10；赛 51:9）、“leviathan”（“鳄鱼”，诗 74:14；104:26；赛 27:1）、“tannin”（“dragon”【钦定本】，“大鱼”【和合本】，诗 74:14；104:26；赛 51:9）、“yam”（“海”【和合本】，伯 7:12；26:12；诗 74:13）等不同的名称。

　　古西亚用神话描绘创世，巴比伦则采用马尔杜克（“Marduk”）对战提阿玛（“Tiamat”）的故事；【10】 在迦南则是巴力（“Baal”）对抗混沌海怪（“Yam”）和河怪（“Nahar”）的战役【12】。圣经有类似关于创世的诠释。《诗篇》第 74 篇记录的创世神话是：

　　上帝自古以来为我的王，
　　在地上施行拯救。
　　你曾用能力将海（yam）分开，
　　将水中大鱼（tanninim）的头打破，
　　你曾砸碎鳄鱼（1eviathan）的头……（诗篇 74:12-14）

　　《以赛亚书》使用创世神话中的冲突主题描绘历史情势：

　　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Rahab）、刺透大鱼（tannin）的，不是你吗？（51:9）
　　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1eviathan），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yam）中的大鱼（tannin）。（27:1）

　　事实上。圣经里记载的“dragon”（hataninim）是上帝在创世第五天创造的（创 l:21），经文要说明上帝最终的权能与统治，连海怪都在他的掌管与创造中。《诗篇》104:26 用“鳄鱼”（1eviathan）指称的海怪，休闲地在海中自由活动，意会着海怪在上帝的创造中，海怪的一切威胁都会消除。而按照圣经的说法，到末世来临时，上帝将在新天新地里最终消灭这个海怪（“海也不再有了”，《启示录》21:1）。

　　总之。圣经里的海怪，虽然在钦定本翻译作“dragon”，和合本也以“龙”翻译，但他与中国的“龙”毫无关系。前者是古代西亚神话中巨大的海怪，是创世神的对手，是混乱和邪恶的象征。而中国“龙”则是繁荣的象征。将两者等同起来，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圣经的中文翻译，曾经造成了历史伤痕。现在仍有不少中国基督徒依然被中国“龙”是邪恶魔鬼的谬论所困扰。和合本新约中启示录仍然以“龙”是魔鬼（启 12:13；16；17；13:4；11；20:2）。明显将圣经中的“dragon”翻译为中国的“龙”，不但明显曲解了中国文化，更使中国文化背上“异教”和邪恶的骂名。

四、结论

　　……

　　将圣经中的海怪（七十子译本与钦定本的“dragon”）翻译为中国的“龙”这个现象清楚地表明，圣经翻译必须恰当考虑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背景，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同龙一样被妖魔化，而圣经中的上帝与中国的文化格格不入，那么基督教就与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和文化生活完全割裂开来了【13】。

注：

6，在通行的中文译本中，只有《现代中文译本》在翻译该句时采用“唯一”取代传统的“独一”，反映出一神信仰的发展阶段。其他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包括超越一切神之上的至高神的概念。可参 Bernhard Lang, Monotheism and the Prophetic Minority: an Essay in Biblical History and Sociology (Sheffield：Almond，1983)

7，除了《以赛亚书》27:1 译作“妖兽”之外。

8，李夷学：《龙的翻译》，载《联合报》阅读艺文版，2007年3月14日。另见李爽学：《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
“Dragon”？》，《读书》2007年第五期第 61 页

9，Irene Eber 使用的概念，参见 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I.J. Schereschewsky (183l-1906)(Leiden: Brill, 1999), 183

10，Yuan Zhiming, China's Confession (Petaluma, CA: China Soul Inc., 1999), 23, 51-53

12，John Day，God's Conflict with the Dragon and the Sea: Echoes of a Canaanite Myth in the Old Testa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3，末清初的“礼仪之争”也是一个割裂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例子。限于篇幅，本文不加详论。研究圣经中文译本的学者伊爱莲认为：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基督教与他们从传统中获得的文化感知是没
有冲突的。参见 Irene Eber, "Notes on the Early Recep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Chinese and Jews: Encounter Between Cuhures (London：Vallentine Mitchell，2008), 112.

　　作者简介：李炽昌（LEE Chi Chung Archie, 1950- ），男，广东广州人，希伯来圣经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希伯来圣经、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比较经典诠释及亚洲释经学等研究。

　　（本文由叶洛夫、孟振华翻译）

（黄佶编辑配图，2019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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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专题：译龙问题与基督教的关系

《圣经》学者和基督教牧师评论译 dragon 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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