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形象的自虐怪象

原载“今日醒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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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对外形象一直都是游离于中国实际的形象，或者脱节于中国所希望建立的对外形象。作为改革中的中国，中国的对外形象关乎到国家的国际地位、经济发展等等。同样中国怎样看待自身的对外形象，也关系到别国如何看待中国。而观察中国对外形象的建立过程中，却出现了自虐的怪象，对此不得不提其有关人士注意，从而有效的处理。

　　对外形象：自虐

　　美国心理学家彼特认为：世界上大概有一半人具有自虐狂倾向，他们觉得自己浑身都是缺点，事事与愿望相违背，丧失自信心。正因为这样，一些在现实中长期压抑、郁闷或者感觉处处不如意的人，偶尔通过自虐体会到了快感，或者是缓解了压力、释放了不快、宣泄了情绪。而自虐者一旦从中得到了快感，便极易产生自虐的倾向，便可能为了宣泄和获得快感而不断实施自虐行为。

　　最近“自虐”这个词很流行，明星们动不动就拿出“自虐”这个招数，让更多的人注意自己，就连旅行社也在他们的旅游线路中推出“自虐游”来吸引顾客。还有一些人竟然上网发表一些自虐、施虐经验或是发表一些“自杀、自虐、自残”的图片，和更多的人进行交流，并成立自己专门的网站、俱乐部。对此，长春市心理医院首席专家、长春市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郑晓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滥用“自虐”进行炒作，不利于人们心理健康。能够彻底摆脱自虐的方法是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凡事都不要苛求自己，要学会客观、全面地分析和看待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人沟通，把自己心中的困惑、不满都向他人说出来，宣泄出来，就能够避免自虐心理和自虐倾向的发生。

　　如果说一个有严重自卑或者自虐心理的个人无法和他人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的话，那么一个有着同样心理的民族也是无法有尊严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要尽快学会对好的或不好的个别事件，都采取就事论事的理性态度，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贱文化在本质上就是自虐文化。这种自虐传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项重大遗产。 “贱”这个词，原先专门用以描述社会地位低下和政治权力丧失的社群，而现在的“犯贱”，完全是自轻自贱，是一种主动态。“我是贱人我怕谁”，这里隐含着一种深刻的自虐。眼下“洋节”火暴，相比之下传统节日备受冷落；我们的传统文化便会面临被全盘颠覆的危机。黄佶答香港Yu先生函说“我担心中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对内硬、对外软”。

　　利用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学理论是第二次大战时期对敌宣传逐渐形成的心理战理论。美国对外宣传专家莱因巴尔吉尔曾说，心理战要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转换看法，二是分化敌人。后来由这两个目的发展成两种类型的对外宣传：

　　一是转换型宣传，也就是通过宣传（如对外广播）使被宣传的对象（如听众）在对事物的看法上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使其对原来的看法发生动摇怀疑，不再坚持原来的信念，不再服从原来的领导，最后达到背叛的程度。

　　二是分化性宣传，就是利用敌方的种种矛盾，打进楔子，使敌方内部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一个阶层反对另一个阶层，在敌方内部造成不和与内讧，破坏敌方内部的稳定。同盟通信社加以指导，要他们将有关支那问题的新闻报道要正确、迅速、丰富；同时，要暗中对外国通信社加以引导。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并区别于他族的一种载体，当这种载体不复存在时，民族特征就将消失。

　　汉语地位遭国人轻视，强调外来语言是自我贬损汉语文化。现在全国掀起学英语的高潮，英语成为升学、就业等必备“敲门砖”。在科学和学术教育领域甚至更多时候，汉语受到排挤和忽视已经是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现实，甚至目前国内一些大学的中文专业还被倡导双语教学。早在两年前，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从演讲到提问，乃至会场门口指南全是英文。部分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采用中英文双语，竟然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

　　网友刘植荣在博客上抛出《汉语真成了“中世纪的茅坑”？》的文章。他说，在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热切关注并出现世界汉语热的今天，把汉语当作母语的人却在丑化汉语、排挤汉语，难道不是忘祖么？“我走访世界十几个国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不热爱自己的母语。” 国人喜欢看到商品标签或说明上的洋文，感觉自己消费这样的商品有品位、上档次。”

　　语言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文化，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有极强的凝聚、教化作用，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努力吸吮所有文明的乳汁，但绝不能因此就丢失我们的根基。无意的自我贬损确实是对民族文化的不珍惜、不重视，会使下一代缺乏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导致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倾斜。事实上就是削弱本民族文化价值的作用。过分强调外来语言无意间就会淡忘自己的语言之根，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如果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起强悍有力的批判、摆脱西方强权面孔的对决意志，中国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疯狂入侵面前沦落为弱势文化就将难以避免，结果会给中国的未来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在中华文化中，龙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有了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几千年来，龙已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民族的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龙的传人”这个称谓，将每一个炎黄子孙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作为中国几千年图腾形象的龙在当今中国的境界却颇为尴尬。在奥运的吉祥物竞选中，中国龙因为象征王权、皇族及中西差异的原因而惨遭淘汰，当初将中国龙翻译为 dragon 的人，因为一时疏忽而让天使与魔鬼同名。中国龙与西方龙在外形方面有相似之处，但背景和象征意义就差别甚大。一个是邪恶，一个是瑞兽。那么西方人将中国的龙与中国的负面形象联系起来，这不是中国龙的过错。这是历史的误会，龙本身没有什么意义，赋予它含意的是我们中国人。废弃它不会对改善中国形象有多大帮助，只会让人进一步认识中国人的不自信。更是西方缺乏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缘故。如果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文明学习的榜样，这种误解就会很容易解决。所以提高中国的形象还在于中国的强大，影响力的提高。中国的图腾没有必要迎合西方的口味。

　　龙从远古流传至今，足见中国人对它的喜爱，我们没必要否认中国这几千年的民族感情。所以与其劳力费神地淘汰中国龙，不如多宣传中国龙的正面形象。

　　很难相信，在中国，居然会有人不知道龙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会有人会将它随意践踏，还会有人大喊：践踏得好！

　　中国龙与强权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少学者对它反感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崇拜龙是奴性作怪，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我们要肃清奴性遗毒，恐怕更要从我们自身做起，塑造个更好的环境。勇敢地做龙的传人吧！

　　龙与“中国威胁论”无关。某些人敌视中国、宣扬中国威胁论，是从其思想、立场、利益出发的，而不是因为中国龙的形象让他们反感。即使中国龙改成小白兔、小绵羊，该友好的依旧会友好，该敌视的依旧会敌视，什么都不会改变。对于诸如中国龙这样的形象标志，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足够的温情与敬意，还是应该随意的怠慢与偏见。简单地抛弃这样的文化符号，只能是一种文化传承中的“自我阉割”，其结果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使我们失去中国龙这样的文化符号，也不仅仅弱化我们作为“龙的传人”的身份意义，其最终损害的，将是对中国民族形象民文化的独立性和丰富性。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自我虐待，自我轻视现象。把对待被宣传者的方法来应对自己，太过于严于待己、宽于待人了。在传播效果上导致了自身的日益混淆，日益轻视自己，从而也导致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轻视，别人正偷着乐呢。

　　在传播学角度而言，这是作为传者自毁形象的传播，其传播效果也可想得知。在对外宣传过程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应该是宣传者本身。宣传者决定着宣传的动机、内容、形式及其手段等。宣传者的水平决定了对外宣传的效果。所以要推动对外宣传，必须组建一支专业的对外宣传队伍，努力提高对外宣传者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水平。宣传者是对外宣传过程的把关人。

　　传播学者麦克内利提出了著名的“把关人”模式。该模式“试图描述在新闻事件与最终接受者（报纸读者等等）之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中间传播者。”换言之，它描述了信息在流动过程中经过一系列守门人的过程。媒介各部门工作人员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把关，从而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传播的内容。

　　在对外宣传过程中，把关人散布于各个主要的环节。其主要的职责，就是根据一定的政治、新闻或道德的标准，对流经本区的信息进行选择、过滤、删节、放大、修改，并决定其是否进入下一个传播过程。“它包括疏导与抑制两个方面。疏导即放行、突出、放大；抑制即阻止或暂时搁置、弱化、删减等。”在操作上具体表现为阻止或删节某条或某些政治信息；添加政治信息内容；改变政治信息的重心或性质；修改政治信息的内容与表达形式等。其目的，是保证经过本区的信息能够有利于本国根本利益。

　　传播学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1942年在耶鲁大学进行了关于宣传效果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积极参与说服过程的人（比如大声朗读信息或提出一个特殊的观点），比起消极的参与者有更多的态度变化。在这一点，我国正在改变，正在逐渐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文化年的世界巡游，中国不断同国外建交，中国扩大对外媒体的数量和内容。

　　在我国对外形象宣传上，传者的闭关自守，自我封闭，在不论是以天朝自居、将远洋航行视作安抚外夷的慷慨送礼之旅，还是在挨打之后甚至只是感觉到开放的风险，就以决绝之态将国门一关了之。这样我国的对外形象在神秘的黄金大国和东亚病夫之间徘徊，都是西方所垂涎的国度，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的形象都是模糊的。这个自我形象宣传的自我剥夺，是中国传者在传递过程中对自我形象的骄傲或者是无视。

　　当今之世情形完全不同，中国不仅是睁眼看世界，而且国人友邻、内外资本共同进出国门，以第一手的信息参与世界的交流。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几乎从未以如此开放而平和的心态面向世界。随之而来的是对海外文明的莫名的崇拜，和对自身屈辱历史的无限的自卑，这样中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对西方盲目的迎合。西方英语的重视、西方科技的崇拜、西方文化的羡慕、西方政治制度的艳羡等等，对西方的文化处于包容的姿态，这样在自我形象建设时失去了立场。

　　由于文化侵略的觉醒，中国人又对西方的文化处于无理性的排斥，却没有自身的辨别能力和反驳能力。我们缺乏与洋文化对话的勇气和耐心到底是“文化觉醒”的结果、对本土文化自信的体现？还是面临洋文化汹涌而至、一种不自觉地胆怯和自卑？ 后者显然更多中国文化对话能力的衰退，不仅是一种心态的反映，更在某些领域早已经成为现实。

　　先不论与欧美国家相比，甚至与我们的近邻韩国相比，中国文化产业的效益或文化输出所制造的影响，都还远未能尽如人意。我们卖出了许多电视机，却卖不出什么电视节目；我们出口了许多纸张，却出口不了多少书籍。文化对话勇气的丧失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有关。这一点，十博士的倡议书中也同样谈到：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近乎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这种状况所导致的文化危机感和无力感，是一部分人丧失本土文化自信的主要原因。当中西文化真的对话，我们未必能有多少胜算，这是现实的困境。这样在无行之中导致我国对外形象的蛮横和愚昧。

　　解决中国对外形象的自虐效果要求，1、中国自身硬实力——国力要强大起来；2、中国人要自身先硬起来，要有自身的民族自豪感，注重民族文化的保存，民族形象的建立；3、对外宣传是国家大事，使内政，必须要自身确立立场，且不可听他人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