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龙为 dragon 使中国永无休止地承担误解带来的形象损失和经济代价

原标题：话语的权力与翻译的政治
王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会议时间：2008年4月7日

　　摘要：在中国日益崛起的过程中，尽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承建设 “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仍然甚嚣尘上，从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造成的“环境灾难”发展到大肆渲染“中国制造”的危害和中国的“黑客”攻击。所以，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要学会掌握话语权，学会营造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环境。在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翻译除了要遵循“信达雅”、“神似”或“化境”的标准，译者还要意识到翻译并非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与利益冲突的价值中立的纯粹文字转换活动。翻译体现了文化的碰撞，隐含了权力关系。

　　关键词：翻译的政治；话语；话语的权力；话语权

　　以北京大学关世杰为代表的专家认为中国“龙”翻译为“dragon”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话语力量建构的结果，对树立中国国际形象不利，应该改译为“loong”。（关世杰，2007）但也有人认为“龙无需废，亦无需正名”，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全球化并非是要“砸烂一个你，揉碎一个我，最后再和在一起，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四不像”。“龙”究竟应该翻译成“dragon”还是应该翻译为“loong”这个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龙”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是否合适？这两个问题都提醒我们关注翻译的政治。

　　如何成功地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不仅仅是翻译水平和翻译技巧的问题，还要考虑翻译中的政治。

　　“粗略来说，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当然包括社会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社会）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英语）相比是“弱势”的，所以，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其原因在于，首先，西方各民族在它们与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更有能力操纵后者。其次，西方语言比第三世界语言有更好的条件生产和操纵渴望占有的（desired）知识。”（阿萨德，转引自刘禾，2001:207）“龙”是否译成“dragon”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这个翻译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龙”在中文中是“富贵”、“吉祥”的象征，被奉为中华文化的图腾。而“dragon”在英文中则是“毒龙”，象征着“灾难”和“邪恶”。西方人赋予“中国龙”dragon 的定义，进而，西方社会又以中国文化崇尚“dragon”为证据，认为中国一直有向外扩张的野心，“dragon”成为了“中国威胁”的象征，而真正中国人心目中“龙”的真义则少人探寻。

　　在语言中存在着大量对等的词汇，这使翻译成为可能。但语言当中也有大量不对等的东西，对等词汇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不同的语言中，寻找对等词汇或者创造对等词汇就成为翻译中不可回避的任务。比如：关世杰教授指出了在当代汉语和英语中“龙”和“dragon”所指完全不同。“dragon”并不是“龙”的对等词汇。关世杰教授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角度将中文“龙”和英译“dragon”进行了共时性对比，“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独立创造的传说中的动物，“dragon”却是英国人辗转从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借来的概念和形象。“龙”和“dragon”外观不同，作用差异，引申意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关世杰，2007）“龙”被翻译成“dragon”，并且广为流传，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或翻译的问题，它体现了翻译中的政治。

　　西方文化在与东方文化接触时，西方语言占据主导地位，它居高临下地看待东方文化，经常以一种主观的、有时随意的态度来对待东方文化中的差异。翻译很多时候是在两个不平等的世界接触的时候发生的，当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语言被转换为英语这样的国际语言时，总是会有一个约简（reductive process）的过程。(西蒙，2001:347）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性的、民族性的特色被用国际语言的视角进行审视，本身就包含偏见，结果难免发生误读。

　　比如：把“龙”译为“dragon”就是这种约简的结果，它没有考虑作为中华民族图腾的“龙”的内涵，只是简单地借用了一个类似的概念。但是，这种并不准确的翻译却能够广为流传，而且对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产生负面效应，我们却难以更改，不仅要继续花费高昂代价永无休止地被动解释、说明，而且还要承担这种误读导致的误解继续带来的形象损失和经济代价。这反映了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西方文化拥有霸权，东方文化则处在被定义的被动地位。这些都是翻译中蕴含的政治。翻译的政治反映了话语的权力之争。

　　一、话语的权力与翻译的政治

　　话语除了具有交流信息的功能，还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基础。（Gee，1999）同时，话语会通过操纵人们的思想来影响社会过程，建构事实。在社会思想环境中，话语与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权力关系互相结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话语可以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个权威言说者对事物的存在状态的一种陈述，这种陈述通常有组织和制度的支撑，表现出言说者的“真理性”权威。但是，话语不是客观的存在，它通常代表了某一种制度或者组织的利益，因此会包含着一定的不公正和偏见。话语体系则是一种集体制度，有自身的内在规则，思想的表达必须服从这些规则。它是思维的工具，反过来又会造就特定的思维方式，其深层结构具有很强的传递性，它本身就是传统的传递者。它不仅是认知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对组织、制造某种话语背后的权力进行揭示，是走进真实的一种途径。（但兴悟，2004:19）分析话语主要是对反映权力关系的话语，也就是我们习以为常（naturalized or take-for-granted）的谈论与理解世界的方式进行分析，这是一种解构（destruction）的方法。（王子昌，2003:47）理解翻译的政治就是要揭示翻译中那些蕴含了权力关系的话语。

　　把话语看作一种力量，一种权力来源于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葛兰西认为应该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点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决定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所谓的霸权（hegemony）其实包括了物质力量、思想认同和制度认同，也就是通过大多数人接受、赞同现行的制度和思想来维护已有的社会关系。（王雨辰，2001）他提出“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认为在人类的文化生产机制中，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人决定着文化的生产，有权力者的话语拥有统治和控制力量，而且语言反映了世界观和文化，反过来又对人的思想发生影响。（葛兰西，1972:7）尽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并没有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但是他深刻揭示了语言对维护、巩固一种社会关系所起的作用，使人们反思语言对人们思想的建构作用。

　　“Dragon”并不是龙的翻译，但却能建构西方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这都是语言建构作用的反映。“中国龙”成为“dragon”并且广为流传，难以更改，是由于西方所拥有的文化霸权，反映了西方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不是坚船利炮，不是攻城占地，它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获取利益，更加隐晦，更加难以更改。

　　萨义德的《东方学》也阐述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他提出东方主义是一套话语系统，而这种话语系统形成了一种权力体系，是为了主宰、改变并统治东方而形成的西式行为。（萨义德，1999:2）萨义德提出，西方关于东方的学问，反映的就是西方历史取代东方历史并使后者成为“无历史”的历史，是西方作为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它以知识的形式适应和支持西方殖民扩张的需要，制造出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话语，这种话语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为西方施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而这个过程就是利用西方的话语权，把西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检验标准扩展到东方。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使东方成为一个丧失了传统根基，成为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沉默的他者。在东方与西方的交往中，西方往往以西方的标准和规范来衡量东方的行为，而东方则完全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他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萨义德，1999:28）

　　“龙”被译为“dragon”，是西方话语建构的结果，这种翻译进而成为论证中国“邪恶”的证据，成为西方为自己对中国的侵略、压制进行辩护的依据。而中国却需要为本不属于中国的“dragon”为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辩护，这是典型的西方定义东方，而东方失语的例子。

　　二、话语权与国家形象

　　福柯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这些程序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处理偶然事件，避开它沉重而恐怖的物质性。”（汪民安，2002:149）决定话语生成程序的因素是社会规范，只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话语才会广泛流行，而这种规范是由权力决定的。反映在话语中的权力就是话语权。“dragon”这个翻译能够广为流传，因为它符合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和偏见，也就是符合西方认为东方应该从属于西方，东方对西方的任何抗拒都是“邪恶”的表现的这种社会规范。这种话语背后的决定因素是西方企图使东方臣服的愿望。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各种社会规范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行为仅仅在日常语言的沟通中才能进行”，“语言还是统治与社会权力的媒介，它使组织化的权力关系合法化。”（Habermas，1988）他认为在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中，话语可以成为一种推动合理化的力量，可以维护价值及规范。如果能够实现话语的民主，就可以建立一种旨在实现普遍民主、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的程序。这种民主程序可以在公正话语与协商话语之间建立一种有机联系，实现合理而公正的结果。这样话语原则就代替了普遍主义的人权和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可以“通过自主的公共领域以及民主意见和意志在法治国家制度中的形成程序进一步释放出来，并且在面对其他两种资源（金钱和行政权力）的时候能够捍卫自己的地位”。（哈贝马斯，2002:289）

　　哈贝马斯提出凭借话语的合理化力量，实现“话语政治”，也就是通过建立平等、互相尊重、具有包容性的话语，建立区域性民主政治，然后逐渐建立超国家的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整个世界范围的政治和民主一体化，从而消除国际冲突、实现世界和平。哈贝马斯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在当今的国际现实中难以贯彻。但他的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提醒我们关注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中的话语并非是真实世界的客观反映，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背后包含了复杂的权力之争，语言是权力建构的，反过来又建构新的“事实”。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用话语来建构事实，掌握话语权。

　　话语权有两个含义。首先，每个话语主体都有表达自己思想、意愿的权力。其次，话语还有一种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在一个国家内部，某种特定的话语的产生总是由权势集团所控制，用来为其政治权力进行合法性辩护。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的话语权也与国家的实力息息相关。国际舞台上充斥着强国的话语。正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1995:98）美国等西方各国由于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在话语上占据主导地位。“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话语成为他们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常用手段。美国在中亚的“颜色革命”中公然支持反对派，但是，美国用支持“民主选举”和“政治改革”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而并不谈及自己在中亚与俄罗斯争夺政治主导权的目的。美国也用“中国威胁”为借口来论证自己对中国遏制的各种政策，以此掩盖自己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目的。

　　国家的话语权力也影响了国家的实力。话语要想拥有影响力，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是话语的主体是谁，也就是“谁在说”。但是，国家要有“我要说”的意识也很重要。“语言本身是由世界和意识决定的，语言的范畴中包含有世界和意识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其的外部化。无言状态和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于‘盲点’之中。”（卢梭，2001:64）语言具有建构的力量，如果国家没有好好地利用这种力量，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就很可能被别人所建构。比如：2007年上半年所有的西方报纸都开始谈论“中国制造”的危害和“中国黑客”的攻击，似乎西方用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制造”一夜之间充满了危害，似乎西方自己从来不知道“黑客”为何物。西方所拥有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形象起到了负面影响。而西方积极地利用话语工具，对中国构成压力，实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

　　话语要想拥有权力，“怎样说”也很重要。西方的话语背后经常有一整套的“知识”来支撑。比如在论证中国带来的威胁时，现实主义提出“权力转换理论”。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经济得到发展，国力得到增强，将会打破国际体系现有的平衡，具有威胁性。（王子昌，2003）也有人从战略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是扩张主义的，如果有能力，必然侵略他国。这种披上“科学”外衣的话语往往难以驳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西方在学术领域的控制地位，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控制着人们的想像，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萨义德，1999:18）同时，西方的观念本身就存在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萨义德，1999:10）东方的形象既扭曲又不准确。（萨义德，1999:11）但是，这种偏见都是以客观和公正的知识体系的面目出现的，容易使人迷惑，也难以驳斥。

　　话语起到宣传、促进社会规范的作用，它也左右着受众的态度和行为。话语权的最大影响在于它“并不简单地指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的支配，而是某些群体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目标和愿望的积极支持过程，尽管这些目标并不符合这些从属群体的最佳利益。”（姆贝，1998:63）比如：尽管“dragon”是对“龙”的形象的歪曲，也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因为不了解，因为习惯，反对改变“龙”的翻译的中国人也不在少数，足见话语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话语的霸权还在于通过话语，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当作普世的行为标准加以推广。全球化反映的并不是各个国家的大融合。强大国家的价值观、政治观念、经济观念凌驾于小国之上，强大国家的国家意志总是被描绘为普世价值和国际准则。西方的媒体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报导的方式、深度、广度方面都更有优势，在“独立”、“客观”的形象下增强了影响力。他们提出问题，界定问题，对问题提供自己的解释，而他们的标准是西方的标准。有关中国的负面话题几乎都起源于西方。正如美国学者麦思韦尔-麦尔姆斯和唐纳德-肖论述的那样：大众传播媒介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但能决定公众想什么。

　　新闻媒介的集中报道总是能够制造社会的中心议题并左右舆论的形成。（朱小兰，2006）而且媒体和政府互相配合，将这些话题转化成政治问题，成为双边关系中的议题。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问题、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的非洲政策和贸易政策都是西方媒体乐于报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成为中国外交中要面临的问题，成为西方国家对华交涉的筹码。而中国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求同存异”、“以和为贵”，很少为自己辩护，很少主动出击。（韦弦，2007）中国媒体的受众也没有西方媒体广泛，而且中国媒体的话语权有限，所以没有拥有和西方媒体一样的影响力。

　　因为标准是西方的标准，话语是西方的话语，其他国家在维护自己形象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考虑西方话语的影响。“龙”是中华文化的图腾。在奥运吉祥物的征集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龙”没有入选。因为“龙”的英译 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则是喷火吐雾的“毒龙”，与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相去甚远。所以，把“龙”翻译为“loong”，把“dragon”翻译为“拽根”，是在当前的话语环境中考虑到翻译的政治，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举措。

　　刘禾提出翻译就是一种最重要的跨语际实践，跨语际实践是指在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和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的接触中，新的词语、意义以及表述的模式，由于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甚至在双方的冲突中，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他指出翻译不是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冲突无关的中立事件。有人质疑 “loong”是英文中没有的词汇，但是，如果坚持以“loong”作为“龙”的翻译，经过一段实践，“loong”也会在英语中被使用，并逐渐获得合法性。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毛主席在与安娜路易斯特朗会见时，谈到“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在英文中没有“纸老虎”的说法，有人曾提出用 scarecrow（稻草人）来翻译“纸老虎”，但是，毛认为这没有反映出“纸老虎”的含义，之后，通过斯特朗的笔，“纸老虎”被直译为“paper tiger”并成为国际上“纸老虎”的标准翻译。

　　“有关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是我们大陆学人思考中的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并非来自知识的不足，而是来自实感的缺乏──当不具备自身紧迫的问题意识时，知识永远是身外之物。”（孙歌，2001）翻译不只是“识别信号”，也不只是“信、达、雅”，翻译应该进入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翻译在文化格局中的定位一直植根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话语与翻译似乎与意识形态无关，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话语行为在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中有着微妙的被选择和被定义的差异，这差异构成了中国的翻译的政治的基本取向。”（孙歌，2001）在汉英翻译的过程中，被选择的翻译常常是符合英语标准的翻译。但是，考虑到翻译的政治，翻译作为推广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日益精确的翻译有时候不能只考虑译成目标语言是否纯正，也要考虑语言之外的权力因素对翻译的干涉，这就是“龙”的翻译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在推广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要省视的翻译的政治。

参考文献

1. Gee, J.P.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2.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 books [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chart, 1972.

3. Habermas, J.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8.

4. 但兴悟. 中西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中的霸权——中西霸权观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9).

5. 刘禾.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 [A].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6. 孙歌. 前言 [A].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 汪民安. 福柯的界线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王雨辰.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研究 [J]. 青海社会科学，2001(4).

9. 王子昌. 解构美国话语霸权——对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分析［J］，东南亚研究，2003(4).

10. 韦弦. 中国还未学会“制造话题”. http://www.zaobao.com.

11. 朱小兰. 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 [J]. 语文学刊（高教版), 2006(3).

12. [意] 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3. [德] 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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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 姆贝. 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7. [美] 萨义德. 东方学 [M]. 北京：三联书店，1999.

18. 西蒙. 翻译理论中的性别 [A].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9. 关世杰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所作《中国龙的翻译》讲座

作者介绍：

　　王磊，女，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翻译硕士导师。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院长，曾任英语教育学院副院长，全国外语院校大学外语教学协作会理事、北京高校大学英语教育发展中心秘书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教育部备案丹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研究员。

　　先后毕业于辽宁大学、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外交学院，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进修；曾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受欧盟 Erasmus 项目资助在立陶宛 SMT 应用科技大学讲授中国政治、中国文化；曾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里加理工大学、台湾健行科技大学及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短期访问。2002年至今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应用英语学院外教工作负责人、公共英语系主任。

　　曾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作为主要参与人获得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学成果三等奖。获北京市市属高校“人才强教”项目“中青年骨干教师”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青年领军人才”称号，受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导师。

　　社会兼职：光明网、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评审专家委员会专家、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CGTN 融媒体传播研究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美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国官方话语与传播研究及英美文化研究、丹麦文化研究。

　　主要科研成果：科研项目：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战争话语研究”，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外文局项目“特朗普对外话语策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现主持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以冬奥会为契机建构与传播北京共生性国际形象话语”。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研究”及“战后中国体裁英语作品的跨文化研究”。

　　教研项目：主持并完成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国际校级合作基础上的网络协作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应用”，北京市教委“2016科技创新服务能力建设-科研基地-科技创新平台-北京高校特色教育资源库建设项目（丹麦研究专题资源包）”项目，校级教学团队“公共演讲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团队”，“ESP 口语教学团队”，“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人文知识内容在高级英语课程中的讲授”，现主持校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项目“英语数字化课程及英语应用人才实践建设基地”。参与北京市教委市级教改重点项目“基于应用能力口语测试的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研究”,北京市教委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重点联合项目“三位一体市属高校大学英语教育改革模式研究”，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大学英语应用能力测试”项目，校级教改立项“基于微信平台的英语混合式教学探究”，“基于 IP6 协议的网络国际课程视频系统应用研究”。

　　专著：《权力的修辞——美国反恐话语解析》，北京出版社。《世界世界大国（地区）文化外交：英国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主要论文：《国际关系领域批评话语分析之语言学和哲学基础》，《美国战争话语的分类、范式变化及话语规范》，《规范与影响——以美国战争话语的基督教规范为例》，《中爱关系——基于政治话语的分析》，《瑞典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角色转换》，《后殖民视角下电影中的跨文化交际》，《翻译不同版本之辨》，《全面准确理解文化自信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更好实现“民心相通”》，《从网络实时课程的会话分析看口语课堂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国家形象的推广与翻译的政治》，《话语的权力与翻译的政治》，《话语的权力与话语分析的方法》等。

主要教材：

　　《新纬度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1234册，《大学英语应用能力（TEP Oral）口语教程》1234册，《新潮大学英语新综合教程》1234册，《英语高级口语证书考试教程 》，《英语中级口语证书考试教程》，《英语初级口语证书考试教程》，《新潮专门用途英语口语》，Oral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论文集《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

　　资料来源：https://www.bisu.edu.cn

　　【编后记】王磊老师这篇文章振聋发聩，很多话非常重要，我做了重点标记。（黄佶编辑配图，2021年10月20日）

相关链接：

程维（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院长）：
是否有必要把龙的英译 dragon 硬性改作 loong 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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