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关世杰谈龙的英译与国家良好国际形象推广

冀远（2007年9月20日）
转载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网站
http://www.bisu.edu.cn/BisuInfo/Print.asp?ArticleID=1276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海选”因为顾虑“dragon”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呼声最高的“龙”黯然落选，五个“福娃”取而代之。2007年初（应为“2006年末”——编者注）的“改龙事件”更成为社会热点，并引起中国文化界、翻译界、传播界、政府官员等的高度关注。

　　9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世杰应继续教育学院、英语教学部、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科研处的邀请，在明德厅为我校师生作了“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探究‘龙’的精准‘英’译”的学术报告。作为肩负国家美好形象塑造、国际文化理解和融合的学者和实践者，关教授从跨文化交际视角探讨了中国“龙”翻译成为“dragon”在语言学上是错误的，明确提出“龙”英译成“loong”或“lung”是较佳“译法”的见解。

　　报告会由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颖主持。她在向参加报告会的师生的简短介绍中指出：关世杰教授不仅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国内传播学和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著名学者，著述颇丰。关教授的研究宏观领域涉及国际传播，微观领域兼及文化创意产业和翻译研究。近年来他对中国国家良好形象的推广与龙的英译研究更是学界、社会、文化界关注的热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关世杰教授在报告中首先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角度将中文“龙”和英译“dragon”进行了共时性对比，指出了在当代汉语和英语中“龙”和“dragon”所指完全不同。尽管“龙”和“dragon”都不是现实中的生灵，而“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独立创造的传说中的动物，“dragon”却是英国人辗转从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借来的概念和形象。“龙”和“dragon”外观不同，作用差异，引申意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紧接着关教授又从中英文化交流、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探讨了中国“龙”被误解的来龙去脉。中英交流在元代就有记录，中美往来稍后于中英交往。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由英国人马礼逊编撰的《英汉词典》才问世。“龙”和“dragon”相提并论由此启始。

　　关教授不辞辛苦，从北大图书馆查阅了几乎是仅存于世的马礼逊编撰的《英汉词典》和那个时代通用的《康熙字典》和塞缪尔 · 约翰逊的《英语词典》，进一步确认了“龙”和“dragon”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都大相径庭。

　　在进行历时性对比研究中，关教授强调：语言是发展的，词汇的意义也在发展变化。“龙”和“dragon”的所指的差别较比 1805年时更为明显。大规模的中英、中美文化交流并没有缩小“龙”和“dragon”之间的能指和所指间的差异。

　　关教授在探讨“龙”被误译为“dragon”的原因时指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话语力量建构的结果。从客观角度来讲，英汉两种语言差异太大，两国学者深入研究不够；早期词典编撰者受法语对“龙”的翻译影响较明显；汉语的象形文字形式拙于表音，Dragon 成为替代；西方宗教对东方文化的态度是使“dragon” 成为“龙”的英译的主观原因；而近代中国人编撰英汉词典以讹传讹，缺乏严谨科学态度导致“dragon”成为“龙”的唯一译法。

　　在谈到“龙”译“dragon”对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负面效应时，关教授认为误译导致误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误读妖化了我国国际形象；误读的信息源众多，影响受众巨大，不立即清除其恶劣影响，正本清源，中国人不仅要继续花费高昂代价永无休止地被动解释、说明，我们还要承担这种误读导致的误解继续带来的形象损失和经济代价。

　　关教授长期致力于跨文化交流研究，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著述颇丰。对于“龙”的“英译”和中国国家正面形象的全球推广有切实可行的构想和方案。他提出“龙”译“Loong”和“dragon”译为“拽根”符合国际惯例，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更改程序简单，成本代价微乎其微。

　　关教授指出，“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是已故学者费孝通教授曾大力提倡中国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自觉，将“龙”译为“Loong”，将“dragon”译为“拽根”有利于中国良好形象的国际推广，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实现中国龙吉祥、和谐、善真意义与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也算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一个具体行动。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关世杰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民族文化的挚爱、谦逊平和的风度、对跨文化理解的执著、对和谐社会建构的不懈追求和努力感动了在座的广大教师和学生。大学因大师而得名。大师治学的大气，值得我们效法，大师对国家发展的关注和自觉行动值得我们奉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