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摘选

翻译是一种政治对话行为，涉及两个国家的话语权力问题

原标题：“South China Sea”还是“South Sea of China”：
翻译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力
彭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20年第二期

　　内容提要：翻译是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手段，与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力密切相关。本文从“中国南海”的英语定名出发，探讨翻译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关系，最后提出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方在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力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一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关于南海的争端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和法律的角度进行解决，但在捍卫中国对南海主权的过程中，对“南海”的英文定名并对其中文表达进行规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捍卫中国对南海的主权，首先是一个正名的问题。在国内，我们一般称“南海”或“中国南海”，但一些外媒甚至是国内媒体却将之称为“南中国海”，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海域的英文名称，因为这一海域国际上通用的英语名称是“South China Sea”，因此有人就按顺序将其翻译为“南中国海”。“中国南海”让人一听或一看就知道南海属于中国，可是“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让人一看或一听感觉只是一个表示位置的名称，实际上，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翻译问题，更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

　　我们知道，韩国早在几年前就通过自己的手段强制将 Seoul 对应的中文由“汉城”改为了“首尔”，这个修改“去中国化”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但中国接受了这一修改。那么，我们不妨学习一下这种手段，将英文“South China Sea”改为“South Sea of China”，其中“of”很明显表达了所属关系，将其汉语译文也规定为“中国南海”，然后将修改后的中英文名称通过外交部等部门进行官方确认，并进行推广。这样一来就从“名”上捍卫了南海的主权。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E. Sapir）等人认为，语言决定思维，当国际上更多地使用“South Sea of China”和中文名称“中国南海”后，久而久之，人们从思维上就会默认南海属于中国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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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带有政治意味的话语权力问题，更是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方面的话语权力问题。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更有一些话语权力的问题。比如，“龙舟”到目前为止仍然被译成“dragon-boat”，而我们知道英文中“dragon”是邪恶的象征，中西方对“龙”和“dragon”的文化认知不同。虽然很长时间以来，汉语的“龙”被译成了英文“dragon”，英文中的“dragon”被译成了中文的“龙”，但实际上误传了其中的象征意义，没有正确传达出中英对这一形象的不同认知，所以有学者已经呼吁将“龙”译成“loong”。比如，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在 2007年11月18日对外发布的《龙文化论坛兰州宣言》中认为：“中华龙与西方文化中的龙‘dragon’完全不同，西方国家和社会大大歪曲和损坏了中华龙的光辉形象，应该将中华龙英译为‘loong’以示区别。”我对此持赞同的态度，并建议把“dragon”译成汉语的“怪兽”或者“大蛇”。

　　只有把中文的“龙”同英文中的“dragon”区分开来，才能更好地传达中国文化中“龙”所象征的正面意义，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的文化形象。

　　但是，到目前为止，2007年提出的上述建议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和采纳，这说明对外传播中关于文化形象的翻译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二

　　我国已经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传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正确实施有助于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加强翻译这一文化交流和对外传播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从微观层面看，翻译只是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将一种语言文本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行为。但实际上，翻译不能仅被视为语言转换活动和文本活动，翻译活动存在语言之外和文本之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影响着语言转换活动，这一命题在翻译学界已达成共识。

　　如美国学者提莫志克（M. Tymoczko）指出：“翻译是用一种文化表述另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德国学者弗米尔（Vermeer）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翻译行动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活动，而任何一种活动都有一个目标和目的……一种活动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形势或事件，甚至可能导致一种“新”的东西。这样就把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纳入了翻译活动的范畴。

　　中国学者刘宓庆认为，翻译活动的根本目的“不是追求意义而是为了有效的交流”，所以“翻译实质上是一种有目的的传播活动”，是一种“全球性的语言-文化活动”，“背离目的和目标来追求语义等值（equivalence）是没有意义的”。

　　上述学者的论述均将翻译放在了一个更广的层面，放在了整个社会和文化领域，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翻译现象，更清晰地看到翻译在人类文化传播中的意义所在。

　　总之，从宏观层面讲，翻译活动的内容是广泛而复杂的，它不是简单的双语活动或两个文本之间的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社会活动，甚至是一种政治活动，包含了动机、目的、实施、结果等诸多方面。从对外传播和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看，翻译就更不可能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复杂的“改写”（rewriting）过程。该过程是与两种文化间存在的权力影响和平衡并行的一种过程。

　　翻译操纵派代表人物、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Lefevere）认为，政治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所以，翻译从宏观角度讲可以说成一种政治对话行为，是两种文化、两种政治意识形态间相互影响，甚至能否达到平衡的过程，更涉及两种语言背后的两个群体、两个国家的话语权力问题。

三

　　“话语权力”（Power of Discourse）这一概念，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 福柯（M. Foucault）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1970年12月，福柯提出了“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的著名命题。在福柯看来，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的工具，还是人们斗争的手段，这就给看似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赋予了权力和利益的功能。福柯还强调语言对人的制约作用。他认为人们只有遵循语言内部自身的规律，其表达和沟通才是有效的，因此在福柯看来，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

　　批评性话语分析学者范迪克（Van Dijk）也认为，话语不仅仅用来表现现实，还用来创造现实。换言之，话语的重要目的之一不是为了表达某种意义，而是为话语实施者获得权力，如控制权、话语权、语境控制权、思想控制权等等。

　　范迪克有关话语体系的论述实际上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一脉相承，在话语层面上研究语言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概括地讲，话语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等问题，反映了个人、群体甚至或国家在社会或世界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话语权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

　　不同国家在全球范围的话语权力当然存在差异。对于全球话语权力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全球化话语”与“全球化反话语”这一对概念。南佐民指出：“全球化话语与全球化反话语构成全球化行为中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话语范畴。全球化话语更多地代表了全球化过程中强势集团的利益，而全球化反话语更多地代表了该过程中弱势集团的利益。”

　　今天，中国崛起已被公认为是一种不争的事实，甚至国际舆论界还将之视为二十一世纪全球的头等大事。然而，通过前面对“话语权力”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缺乏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就谈不上真正的崛起。中国要真正崛起，就必须在国际社会争得较强的话语权力，不能让某些目前话语权力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牵着鼻子走，而是要切实构建起属于中国自己的系统的国际话语权力体系。

　　诚然，正如张志洲指出：“客观而言，中国当前的国际话语权尚处于冷战后时代背景下的‘结构性弱势地位’以及自身话语质量不足的‘本质性弱势’地位之中，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语权需求之间尚存在巨大的落差。”

　　不可否认，自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力与世界上英语国家相比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列强使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启了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欺压的屈辱史。随着中国国势的一度衰微，中国的话语权力和其文化地位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也直接导致文化由强势地位变为弱势和边缘地位。尤其是，当时的统治者因为缺乏进取的态度和世界眼光，本来妄自尊大的他们由于武力威胁而不得不与外界接触，发现自己相形见绌，于是将自尊抛之脑后，变得奴颜婢膝、崇洋媚外，这样的心态也存在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及民众的头脑当中，从而也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国际行为方式。这种“自卑”的心态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直到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渐强大，“自卑”心理才开始慢慢消退。

　　另外，中国传统思想中“和而不同”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从而造就了中国人温和的性格以及温和的处事原则和行为方式。……。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具有强烈的自我优越感的西方国家，偏执而傲慢地把自身的发展模式看作是唯一正确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模式，认为西方的行为规范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决条件，……。但我们知道，世界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多样化的体制与模式以及多样化的价值观，甚至是话语体系。……。因此，从全球来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均应保持自己的声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应该争取到自己应得的国际话语权力并使自己的话语权力不断提升。

四

　　从前文对翻译行为的界定以及对话语权力问题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翻译与话语权力的塑造和提升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翻译在中国国际话语权力提升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既然翻译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行为，涉及政府、译者、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要素，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力，翻译行为中的上述要素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发挥自己指导作用。……。因此，在以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力为目的的翻译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作为国家最重要外事部门的外交部，可以召集相关的专家对塑造中国形象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词汇或表达的翻译进行统一，之后正式向国内外发布，尤其是向一些出版部门发布，规定只能使用统一的翻译，以保证译者能够采用标准的定名，出版机构也能以这样的定名对外出版与传播。另外，国家广电部门可以责成有关媒体也采用规定的统一翻译进行对外传播。久而久之，西方社会就会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翻译。这样的翻译和对外传播一定有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提高。

　　其次，译者应发挥本身的核心作用。毋庸置疑，译者是翻译实践的具体操作者，采用何种策略进行翻译的决定权最终掌握在译者的手中。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自觉地发挥自己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国内译者在翻译中如果遇到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相关联的问题，就一定要以国家的地位和利益为重，自觉响应有关部门的号召，主动使用有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表达法，甚至要积极思考一些涉及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词汇或表达法的正确翻译，尤其是找到有利于维护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表达法，并向有关政府部门或翻译协会建言献策，而不应该向国外一些别有用心的现成表达法屈服。

　　第三，相关社会机构以及其他有关各方应发挥更加积极的导向作用。翻译协会、翻译组织、出版社、大众媒体乃至高等院校的翻译教师应加大力度宣传翻译在中国国际话语权力建设和提升中所发挥的作用，听取有关专家和译者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力其他方面的术语或表达法的翻译，将确定的译文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并建议采纳，同时出版机构应在中译外的文献中规定使用有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译法，高校翻译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向学生传达相关译法。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环环相扣，从而使有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翻译能够得到有效的使用和广泛的传播。

　　第四，读者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翻译的最终产品是要靠读者检验的，所以在整个翻译行动中，读者的反应举足轻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提升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极为重要，有利于提高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尊严，提升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因此，读者应该自觉地监督一些术语或表达法的译法是否有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力的提升，积极传播有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力提升的译法，形成良性的舆论导向。

　　总之，要争得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力，一些概念和术语的规范性翻译非常重要。当然，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力，不仅仅需要将一些概念和术语进行厘定和翻译，还需要译者和各种翻译机构与出版机构更多地使用外语介绍一些与关键概念和术语相关的背景资料，使得这些概念和术语通过更多的翻译更好地为外语读者所了解，这样外语读者在接受相关概念和术语的译文时就能够做到心服口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力和建构中国在国际的话语体系是一项综合的重任，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既需要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也需要将更多的中国特色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内容采取更为外语读者接受的手段介绍出去，同时还要规范一些概念和术语的翻译，使其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力。这其实已经是也必将一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彭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彭萍，女，1970年生，江苏连云港人，《孔学堂》杂志译审委员会委员、《中译翻译文库》编委会委员、《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专用教材》编委会委员、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理事、《英语文摘》顾问、国家汉办译文评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翻译学、英语教学、商务英语等，已出版专著和译著十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科研和教学及课程改造项目多个。

人物经历

　　先后获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译员，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学院副院长，兼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物质量评审专家、全国商务英语翻译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

研究方向

　　文化研究、翻译学、英语教学、商务英语等。

出版图书

　　翻译伦理学，2013年1月，中央编译出版社

　　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2008年9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实用旅游英语翻译，2010年11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实用商务文体翻译，2008年8月，中央编译出版社

　　实用英汉对比与翻译，2009年7月，中央编译出版社

　　实用商务翻译，2015年1月，中国宇航出版社

　　实用语篇翻译，2015年1月，中国宇航出版社

　　（资料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彭萍）

　　【编后记】彭萍教授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翻译也是政治。

（黄佶编辑配图，2022年4月4日）

相关链接：

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郭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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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篇：

社会叙述视角：旅游文本英译问题及对策
彭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 ESP 研究，2015年第二期

　　提要：国内旅游文本的翻译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专有名词译文标准不统一、用词不当、语法错误、译文冗余、文化元素处理不当等方面。社会叙述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解决对策不仅需要译者这一关键的社会叙述要素，还需要其他社会叙述要素的参与，更需要社会叙述角度的宏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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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景点译得不好，如“龙井村”：Dragon Well Village，因为 dragon 一词易让英语读者产生英文中负面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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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丕尔（1921）曾说过，语言究其本质是文化的。旅游文本往往涉及景点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几乎所有的旅游目的地都会有一些文化景观，或者在语言表述中会使用具有中华民族惯用的文化意象。文化元素在翻译中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就会对宣传的景点产生负面影响。请看下例：

　　（6）在加漠公路的半山腰上，驻足其间，蜿蜒崎岖的九曲河水，如蛟龙过境迂回向前。特别是清晨或雨后，云烟缭绕，使人顿生脚踏祥云之感。

　　原译：Standing in the middle slope of the mountain along the Jiagedaqi-Mohe Highway, one can see the winding river stretching along like a dragon. In the morning or after rainfall, in particular, the misty environment makes one feel that he is flying in the clouds.

　　这个例子中的“蛟龙”在中文中属于正面的文化符号，虽然有些英语读者对中国的“龙”文化有所了解，但旅游文本译文的读者范围广泛，很多读者无法理解“龙”的文化内涵。鉴于 dragon 在英文中是邪恶的象征，属于负面的文化符号，所以建议译文中去掉 dragon。

　　另外，原译中 make one feel 也带有中式英语的色彩。再者，英语旅游文本中的泛指主语一般使用第二人称 you。因此，整个句子改译如下：

　　Standing on the slope of the mountain along the Jiagedaqi-Mohe Highway, you can see the river winding (along like a ribbon). In the morning or after a rainfall, in particular, in the misty environment you will feel that you are flying in the 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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