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目的不是将外来文化归化

原标题：谈信息时代的翻译，作者：林本椿，上海科技翻译（1998 No.2）
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filename=SHKF802.001&dbname=CJFD1998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数字革命不仅为社会学、文化学和文学带来了新视角，也为翻译学带来了新视角， 我们应该如何从信息或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翻译所面临的挑战，笔者想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就教于译界同仁和有关专家。

一、不译则亡

　　翻译是国际间理解的钥匙，据说，西欧的文明归功于翻译者（据 L·G·凯里，1979） ，可见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在未来的世界里，也许一个文化族群的存亡就取决于一个词的及时而准确的翻译，因此，有人惊呼“不译则亡（Translate or die.） ”。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平常很少为公众所了解，只有当交际的失败造成罢工、秩序混乱、法律问题或致命的事故，有时甚至是战争，公众才去加以注意。

　　1970 年，有几个美国人吃了一种有毒的蘑菇，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救治，数日之内便有两人死亡。一位药剂师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对此事的报道，他知道有一种治疗方法在 1959 年曾成功地得到运用，并于 1963 年公诸于世。为什么事隔七年之后，美国医生竟然不知道呢？估计是由于治疗方法的报告仅仅发表在欧洲大陆的各种语言杂志而非英语杂志上。（据 D ·A ·E·谢泼德，1973） 这个例子说明没有及时、正确的翻译将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

　　中华民族要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了解世界，同时让世界了解自己。要让国人了解世界就需要将外文信息转换成中文，要让世界了解自己则需要将中文信息转换成外文。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进行。

二、文化全球化对翻译的影响

　　数字革命带来的新型电子通讯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人们将互相促进发展丰富多采的文化，在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世界文化将走向全球化。可以说文化全球化是人类不同文化群体互相包容吸收，互相理解认同的过程，同时也给翻译跨越文化障碍造成极大的方便。过去我们讨论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比较多，Andre Lefevere 说根据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凡是陌生的，不同的，或‘别人的’都应归化到译入语和译入语文化中去，以使译入语读者能马上理解。”（Whatever is strange, different, or "other" has to be naturalized in to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so that it is immediately understandable。《外语与翻译》1996，3）

　　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换个视角，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不是将外来文化归化。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以某一种文化统一天下，每一种文化都应该能包容天下，而不是包打天下。我认为解释性翻译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它既可以保存源语文化的独特性，又可以让译入语读者理解外来的文化，从而增进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的相互理解。我们当然不可能对所有有文化内涵的词语都用解释性的翻译，但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独特性，促进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理解则是翻译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三、英汉语言混用问题

　　新技术使电脑大幅度降价，电脑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信息高速公路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随着新型电子通讯的发展，地球将变成一个真正的小村庄。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村庄”看作一个并合地区（convergence area） ，那么对于产生语言的混用现象就不会觉得奇怪。根据《语言和语言学词典》，“并合地区”是指“一个语言集团（Speech community）和另一种相邻语言接触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中，经常性的语言接触会产生混合语言、双语现象，并发生语言演变。”

　　造成双语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政治、军事、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原因。但就目前的英汉语言混用现象而言，主要还是由于英语在全世界普及造成的。在国际交往中唯有英语超过其他任何语言，成为最常用的工作和交际语言。据语言专家估计，到本世纪末，会使用英语的人口将超过十五亿，除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外全球将有十多亿人会熟练使用英语。据统计，全球四分之三的信件是用英文写成的，因特网上 80％ 的电子信函是用英文写成的。

　　由于英语在信息交流中的强大优势，近年出现了不经翻译直接吸收英文术语的现象。现在随便翻开《光明日报》的电脑周刊，常常可以看到 internet，windows，homepage，Web，Dos，KV300，UCDOS 等电脑术语混用在汉语当中。除了在电脑技术方面的文本中有英汉混用现象外，在其他方面也出现了英汉混用现象。吴仪部长在电视采访中就直接用英语讲 APEC，而不是讲“亚太经合组织”，中央台广播员直接用英语讲 CCTV，NBA，MTV 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就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也已经收入“卡拉OK”这样英汉混用的词条。美国畅销书 FIT FOR LIFE 在香港译成中文时，题目也译成英汉混用的《FIT 一世》。尽管《光明日报》后来也公布了 internet 的标准译名为“因特网”，但该报文章中仍然经常直接用 internet。

　　混用语言有的是自身选择，有的是被迫的，目前这种状况应该是自身选择的结果吧。

　　应该承认这种直接借用英文原文的方法，有它的可取之处。第一，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没有时间去逐一考虑每个术语既对等又巧妙的译名。直接用原文比较省时。第二， 用原文可以避免误解。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有时不同的译者对同一个术语有不同的译法，如果不看原文就会被那些术语搞糊涂了。葛传规先生编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中所有的语法术语都是用英文，吕叔湘先生译的《文明与野蛮》一书中连“社会群体”（social groups） ，“文化”（culture） 这样的术语都注上英文，足见两位先生治学之严谨。现在港、台及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所采取的译名往往与大陆有很大的差别，比如 AIDS，大陆译为“艾滋病”，而港、台译为“爱死病”，有了原文就可避免误会。第三，用原文可以将在汉语中一时找不到对等译名的概念直接引进来。包容吸收其他民族的语言是对本民族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英语本身就是各民族语言的大熔炉，它广泛地向其他语言直接借用了大量的词汇。象 pai-hua （白话）、wok （锅）、won ton（馄饨） 等汉语词汇都已直接进入英语。正是英语词汇的这种世界性，才使它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而且英语离开英国本土后就再也不是英国人的专利了，它和新技术一样可以被其他民族所利用，成为信息交流的载体。实际上用直接借用的方法不但丰富了本民族的语言，而且使本民族的语言更容易与其他民族的语言接轨，从而更方便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直接借用的词可能一开始会比较陌生，甚至难以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接受的。用惯汉语数目字的人刚接触阿拉伯数字时一定很不习惯，可是现在汉语已经完全接受了阿拉伯数字。十几年前，有人说“的士”、“巴士”、“打的”等港、台词汇不中不洋，不伦不类，可是现在这些词都已收入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了。

四、机器翻译问题

　　信息时代带来“信息爆炸”，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大量的信息需要翻译，而且时间性很强，于是对机器翻译，尤其是在线（online） 翻译的要求与日俱增，技术上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要求便是推动机器翻译研究的动力。机器翻译兴于五十年代，最初的结果并不令人鼓舞，速度慢，精确性差，成本高，能够处理的资料的种类十分有限，译文拙劣，错误百出，需要人工后期校订。自动化语言处理咨询委员会在美国 1966 年的一份报告中对这种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作了总结，致使机器翻译研究在六十年代走入低潮。七十年代后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近年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因为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功能越来越强，甚至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 为机器翻译在技术上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电脑双语词典已经相当好用，有些翻译软件对句子的翻译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既然人类设计的“深蓝”能够战胜象棋世界冠军，我相信随着电脑技术的进步，人类也一定能设计出更加完美的翻译器，以满足大量，快速交流信息的需要。

　　据说，现在有的系统能以高达每小时 14000 单词的速率处理某些方面的大批科学文章，就是经过校订，速率也在每小时 1000 单词以上，比用“手工”翻译快好几倍。不过，不管翻译器多么先进，人永远是起主导作用的，人工参与不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环，只不过未来的翻译工作者可以用更先进的手段来转换信息。再则，人工翻译尚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又怎能要求机器翻译做到尽善尽美呢。在没有人工翻译的单位，能从机译文本中了解到主要信息也许就够了，或许人们应该学会如何从机译不完善的文本中获取信息。速度和质量永远是一对矛盾，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并不是容易的事。

五、摘译和缩译问题

　　面对浩瀚如海，汹涌如潮的信息我们是否可以逐一翻译过来呢? 不可能。我想我们翻译工作者应该发挥过滤器的作用，将各种信息去粗取精，把有用的信息译给读者。因此，摘译或缩译将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翻译手段，尤其是在科技翻译方面，据说全世界科技期刊有四万多种，每年发表的论文五百万篇以上，人类知识的总和每五年翻一番，尖端科技每两到三年翻一番，知识更新的速度如此之快，有些资料在打印时可能就过时了，用摘译或缩译的办法就可以及时把有用的信息传给读者。再则在网络上互动过程的速度极快，时间非常宝贵，人们不喜欢在屏幕上看长篇文章，一篇很长的文章，在制成多媒体的文本块时可能要压缩成几十个字或上百个字，这也需要译者将原文压缩翻译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

　　面对多媒体文本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译者和原作者的关系，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以及著、译者的版权问题将是个十分复杂的课题。但我相信随着数字革命的深入发展，作者、译者、读者的界线将被淡化，三者将处于平等的地位，并建立起互动关系。不同的时代对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数字革命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野， 我们应该以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翻译，探讨适应新的目的和功能的方法，翻译研究应该走出象牙塔，关心实际问题，寻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