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教育部优秀成果奖”的一篇论文存在明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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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进行过的“研究”也能得出结论？

　　上海交通大学葛岩教授和浙江大学秦裕林教授于 200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Dragon 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1]

　　该文发表于中国最好的社会科学类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并于 2013年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交大官网介绍说这一奖项“是全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奖项，体现着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最高水平。本届评奖，经教育部专家评审、面向社会公示和奖励委员会审核通过，……”。[2]

　　论文作者对十八名中国大学生和十二名美国大学生进行了测试 I，对二十名中国大学生和二十一名美国大学生进行了测试 II，对二十八名中国大学生进行了测试 III，以了解中国大学生对中国神话虚构动物龙、美国大学生对欧洲神话虚构动物 dragon（在中文里一般被称为“西方龙”）的态度。作者在论文的“研究局限与结语”部分写道：

　　“由于采用小规模、同质和便利被试为测试对象，本研究属试验性质。其外部有效性自有其局限，尚待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来检验。如果更大规模的测试支持上述发现，则本研究表明，尽管国人和西人（至少是美国人）对龙与 dragon 的特征认知不尽相同，在常态下，他们对两种神话动物持有的态度无显著区别。因此，使用 dragon 表示龙不至令中国形象蒙受误解。”

　　其中的所谓“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所谓“更大规模的测试支持上述发现”仅仅是作者的假设（“如果”），但作者居然会据此作出一系列结论。

　　依据这一“更大规模的测试”得出的结论，也的确误导了至少一位读者，使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李贵升以为这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实证研究”，并相信和接受了这一“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他在论文中描述了自己的观察之后，引用了葛教授等的“结论”，以作为对自己的观察结果的支持。他写道[3]：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国人和西人（至少是美国人）对龙与 dragon 的特征认知不尽相同，在常态下，他们对两种神话动物持有的态度无显著区别。因此，使用 dragon 表示龙不至令中国形象蒙受误解。’（葛岩，秦裕林 2008: 176）

　　参考文献：［2］葛岩，秦裕林．Dragon 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点击此处阅读《译龙风云》相关部分书摘）

注释：

1，葛岩，秦裕林：Dragon 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63页至第176页，

2，交大 8 项成果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3年4月7日，
http://news.sjtu.edu.cn/info/1002/135184.htm

3，李贵升：译名评论：方法与标准，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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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ragon 仅仅是在“历史上名声不佳”吗？

　　这篇论文使用了大量学术语言，不易读懂。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对两位作者进行了采访，请他们用“通俗的非学术的语言”概括一下自己的核心观点。[1]

　　葛教授开门见山地概括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结果：“简言之，虽然 dragon 在西方历史上名声不佳，一般情况下，西方人不见得对 dragon 特别反感，更不用说他们因为 dragon 表示了象征中国的龙，就会反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不过，当常态被打破，比如，中国与欧美国家或民族处于由动机、利益、意识形态导致的对立或冲突之中，对 dragon 的负面历史记忆便可能影响今天西方人的态度判断。”

　　葛、秦两位教授在前述论文的摘要中的第一句话是：“以西方历史上颇多负面描述的 dragon 来表示中国龙，是否会干扰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葛、秦教授总是强调 dragon 在历史上的形象不好，但实际上 dragon 在今天的形象也很负面，例如它是西方时政漫画家笔下几乎一切坏事物的象征，例如恐怖主义组织、欧债危机、埃博拉病毒等等等等。

　　葛教授随即介绍了一件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并不是被当下的争论激发起来的。1992年，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阪依了基督教。当时大家都在美国念书，时有人宣布信教，这事没有什么奇怪。有趣的是，因为在《圣经》里面，dragon 是邪恶的动物，这位朋友把自己名字中的‘龙’字改掉了，改成了 Larry，在中文中则叫‘来瑞’。朋友还说，改名之后他的生活顺心了很多。来瑞的故事让我留意到 dragon 的历史形象的确很负面，觉得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葛教授把《圣经》看成“历史”了。然而，《圣经》虽然历史久远，但并没有退出历史，相反，它在欧美人今天的生活中还在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总统就职宣誓时，证人在法庭作证前宣誓讲真话时，都会把手按在《圣经》上，以示郑重。

　　另一方面，葛教授的老同学因为龙被译为 dragon 而改掉自己的名字，不正说明在今天，dragon 的形象仍然很负面吗？为了切割和 dragon 的关系，这位老同学连自己父母亲取的名字都改掉了。这不正说明美国人因为这个翻译，而“反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吗？使这个老同学的生活不“顺心”吗？

　　秦教授说：“当用 dragon 表示中国龙的时候，西方人不会傻到以为这个 dragon 就是《圣经》，或《亚瑟王的故事》里面的那个 dragon。”

　　真是奇怪了，连他的合作伙伴葛教授的中国老同学都把龙和《圣经》里的 dragon 联系在一起、并因此改了姓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肯定不如中国人，怎么反而不会以为被译为 dragon 的中国龙就是《圣经》和西方神话里的恶魔 dragon？

　　葛教授说：“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仅使用寻章摘句，引经据典的方法，而是需要检查一下今天的西方人怎么看 dragon，中国人又怎样看龙，把两种看法做个比较，看看 dragon 的恶名是不是真会玷污了中国的龙。于是，我们就在中国和美国找了一些人来作测试。”

　　葛秦教授在论文中介绍：测试 I 使用中国大学生和“无中国背景”的美国大学生进行对比测试。所谓“无中国背景”指的是：1，非华裔；2，无华裔亲属；3，非中国相关专业；4，不曾访问大中华地区。

　　显然，这一设计是合理的。

　　秦教授向李教授介绍了他们的测试结果：“结果发现，dragon 的确有更多的负面的认知内容，比如‘残暴的’，‘专横的’，‘危险的’等等。”

　　这个测试结果和“来瑞”同学的遭遇完全吻合。正因为美国人对 dragon“的确有更多的负面的认知内容”，所以他才要改名字，改了之后生活才“顺心了很多”。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老夫子两千多年前的判断，在遥远的今日美国得到了验证。

　　葛秦两位教授发表于 2008年的这项测试结果，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陈德彰发布于 2000年的一项研究的结果 [2] 是一致的。

　　陈教授比较了中国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对各种动物的认知。中国人对龙、西方人对 dragon 的认知测试结果是：“Most Chinese people like the dragon and think it stands for auspices(26％), dignity(18％), and power(10％), while most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have bad association with it: fiery(18％), mystery(16％), scare(8％) and ferocity(8％).”[1]（大多数中国人喜欢龙，认为它代表吉兆（26％），尊贵（18％），力量（10％），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人对 dragon 有负面的联想：易怒（18％），神秘（16％），可怕（8％），残暴（8％）。——黄佶汉译）

注释：

1，葛岩，秦裕林，李公明：龙，还是 Dragon？这不是一个问题，美术馆，2008年第一期。

2，Chen Dezhang: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nimal Words in English and Chinese（陈德彰：汉英动物词语的文化内涵），文化与翻译（郭建中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年，第354页。书生读吧电子版，http://www.du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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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宽容含义负面的错译 dragon，苛求含义中性的新译 long

　　秦教授在介绍了他们的测试结果后紧接着说：“但美国人对 dragon，中国人对龙的态度判断却都是中性的。换言之，虽然美国人相信 dragon 有许多令人不快的特征，虽然不少中国人常自称是龙的传人，两群人对两种动物的日常感受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别。”

　　听了他的高论，连采访者李教授都很惊讶，忙问：“为什么会这样？”

　　秦教授解释说：“测试使用 5 级量表，被试需要表达对动物的特征认知，这些特征有负面的，中性的，也有正面，比如龙是不是‘庄严的’，‘强大的’，dragon 是不是‘邪恶的’，‘神秘的’等等。‘完全不同意’回答‘1’，‘非常同意’回答‘5’。然后，被试用同样的方法回答对于动物的喜爱和厌恶程度。测试软件记录被试的回答，也记录作出回答的反应时间，也就是大脑提取信息，形成判断的速度。得到这些数据之后，我们把回答的等级和反应时间当作两个维度，建立起认知-态度结构。出乎意料，在这个结构里面，无论 dragon 还是龙，肯定等级最高，反应速度最快的特征认知都是中性的，比如‘有力的’，‘神秘的’。那些负面和正面的认知虽然存在，比如‘残暴的’，‘邪恶的’，也如‘庄严的’，‘智慧的’，但因为肯定等级低，或反应时间慢而位居结构的边缘。按照心理学家的话讲，那些反应时间最短的信息是最容易被提取出来的信息，或者叫最可接近的信息，对形成判断影响最大。对于 dragon 和龙来说，由于最可接近的认知信息恰好是些中性特征信息。在对它们做态度判断时，美国人对 dragon 的态度判断并不坏，中国人对龙的判断也不见得好。”

　　采访者李教授又问道：“为什么那些文化记忆中的负面因素并没能使今天的西方人讨厌 dragon？为什么关于负面的文化记忆在形成判断的时候消失了？”

　　出人意料的是，秦教授话锋一转，再次走向自己之前结论的反面。他说：“不会完全消失。历史记忆可能还在你的大脑里。它们对判断能否发生影响取决于你的动机，你的环境。”

　　秦教授说：“实验室不是现实生活。现实中的人难得像坐在电脑前的被试那样心平气和。更多的因素会来影响判断形成的过程。因此，测试结果常被看作是一类基线（baseline）或常态（norm）。当其他因素加入之后，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可能偏离基线。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真实传播环境中进行了另一次测试。当时，社会上对于 dragon 和龙的问题争论激烈，我们让被试到天涯论坛参加争论，然后量化分析他们在网络上的言论，与实验室测试结果对比，看看网上行为是否偏离了实验室建立的基线，造成偏离的原因是什么。”

　　葛教授紧接着说：“偏离的确发生了。被试对龙的态度从中性变成了非常正面！原因何在？因为网络争论的一开始，楼主就把争论放在了群体对立的框架或心理情境里面：中国和外国的对立，中国有话语权的阶层和老百姓的距离。这样，民族主义的认同动机被激发起来。……。这时候，dragon 有什么特征，龙有什么特征都不再重要，满足动机成了头等大事。……。和实验室去比，影响态度判断的信息环境完全变化，心理学家所谓‘态度重建’的现象便发生了。原本对龙的中性态度变得非常正面。”

　　两位教授的上述发现很有意思：即使在实验室里中国被试（者）对龙持中立的态度，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旦涉及国家和民族问题，中国人对龙的态度会“变得非常正面”。

　　采访者李教授很自然地想到了在实验室之外，美国人对 dragon 的态度会怎么样。他说：“我还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当某些西方知识文化人动用了他关于 dragon 的负面记忆，并使之作为一种标签粘贴在今天中国事物的形象上的时候，这种状况是否会导致受众对 dragon 的判断产生新的影响？比如，2005年6月26日《华盛顿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情报和军事分析家的预期。文章的标题就是 Chinese Dragon Awakens（中国龙醒了）。显然，在这里所用的 dragon 不会还是中性的，而是具有富于攻击性、侵略性的负面含义。”

　　李教授接着说：“事实上，以 dragon 作为敌人军事力量的象征，在二战时期的德国法西斯和盟国军队创作的宣传海报中常常见到。或许这可以说明这篇文章的标题有其语义上的、并不太古老的来源。这就是说，历史上的记忆有可能被一些人重新挖掘、使用和传播，这也是一种今天的情境。如果类似的文章标题不断出现，公众被反复灌输这样一种来自现实语境而非历史记忆库的负面记忆，你们还会坚持目前的结论吗？”

　　葛教授回应说：“《华盛顿时报》是家有名的右翼报纸。记者和编辑对中国有着相当稳定的负面评价框架。进入这样的框架，对 dragon 的负面认识，即便在认知结构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也会被唤起。在讨论军事力量这样一类问题的时候，dragon 在历史上的特征认知，比如‘好斗的’，‘凶猛的’，‘有威胁的’，都可能出现在知觉中。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是因为 dragon 不好，中国的崛起才被看成是威胁；是那些人相信强大的中国对他们是威胁，对 dragon 的负面认知才会被拿来说事。……。你强大些，有人不舒服。这不少见，更不奇怪。关键的是你也要努力，用自己的行为，也用自己的声音来改造别人对你的认知结构。

　　葛教授这段话很矛盾。

　　既然他知道美国人在讨厌中国时，“对 dragon 的负面认知”会“被拿来说事”，那为什么还要坚持把中国的象征——龙——译为 dragon 呢？如果改掉这一错误翻译，美国右翼攻击中国时不是少了一个“说事”的便利条件了吗？

　　既然葛教授认为中国人应该努力，“也用自己的声音来改造别人对你的认知结构”，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别人的声音，坚持使用外国传教士马礼逊两百多年前的一个错误译法，把龙译为 dragon 呢？

　　葛教授说：“我不相信用熊猫做象征，或者用拼音 long，《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就会从此找不到攻击中国的理由。”

　　这句话也很滑稽。

　　反华人士能够找到攻击中国的理由，和我们中国人主动提供一个攻击中国的理由，完全是两回事。不能因为他们总是找得到攻击中国的理由，我们就对现成的攻击理由无动于衷。

　　如果有一个人名为“某小贼”，别人肯定会根据他的名字攻击他。虽然他改掉这个名字之后，不喜欢他的人仍然会找到其它理由来攻击他，但这不说明他不应该赶紧改掉这个糟糕的名字。

　　葛教授的老同学“来瑞”先生就深谙个中道理，改了自己的名字。他显然没有因为把名字改为 Larry 之后，不喜欢他的人仍然能够寻找其它理由攻击他，而不改名。

　　秦教授最后说：“概括言之，那种认为历史上 dragon 负面描述多，龙的正面描述多，就必然导致西方人厌恶 dragon，中国人热爱龙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历史记忆影响今天的判断和行为，但一定是通过今天的情境来实现其影响的。就民族象征物而言，象征物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特征并不重要。它象征着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境中执行其象征功能才真正重要。”

　　秦教授的这段话也很奇怪，既然“历史上 dragon 负面描述多，龙的正面描述多”，那么 dragon 和龙的象征意义不已经很清楚了吗？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情境”也没有彻底反向扭转它们的象征意义呀。

　　按照葛秦教授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在“今天的情境”中，龙并没有从正面或中性变为负面，而是变为“非常正面”；dragon 也不是从负面或中性变为正面，而是反华人士被“唤起”了对它的“负面认识”。

　　建设中国国家形象的目的是：在平时，使外国民众对中国有好感；在发生对立时，对中国不要有恶感。根据葛秦两位教授的测试结果，dragon 一词的含义在平时是中立的；在美中对立时，是负面的。译龙为 dragon 显然对中国毫无益处，那为什么非要把中国人的“民族象征物”——龙——译为 dragon 呢？

　　因此，根据两位教授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在论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Dragon 能否表示龙”，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能。

　　尽管结论如此明显，但葛岩教授在 2013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研究也说明，即便把龙翻译成 dragon，也不会给西方人的中国感受带来负面影响。”[1]

　　这样一篇存在学术漏洞、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论文，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并且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奖项”，被用来“体现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最高水平”，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匿名审阅专家和责任编辑刘亚秋女士、参与该届评奖的教育部专家和奖励委员会的成员们都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了。

注释：

1，“羊的传人”激起图腾讨论，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春海），第401期，
http://www.csstoday.net/Item/4172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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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中国象征物名称译文的要求太低：“西方人不特别反感”

　　很多学者和外宣部门官员反对重新译龙，他们的依据和葛秦二位教授一样：“西方人不见得对 dragon 特别反感”。

　　真是奇怪了，为什么只有在“西方人对 dragon 特别反感”时，中国的象征物——龙——才不能译为 dragon？为什么龙不可以、不应该有一个“西方人丝毫没有反感”或“西方人有好感”的外文译名呢？

　　中国人对“黑炭糖”也不见得会特别反感，但还是把 Chocolate 译成了至少不会令人反感的“巧克力”。中国人对“毅力煞白”也不见得会特别反感，但还是把 Elizabeth 译成了充满美感的“伊丽莎白”。其它例子还有很多：可口可乐、七喜、乐事、奔驰、幽默、……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对自己的民族象征物好一点呢？为什么在外译其名称时要使用那么低的衡量标准呢？

　　很多人反对重译龙的另一个理由是“名不重要”。葛教授认为：“民族象征物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不是由语词，而是由其象征的对象——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及中国与他国的实质关系决定的。”[1]“我们做得好，别人就会知道中国 dragon 不是《圣经》里的 dragon。”[2]

　　但如果 pizza（披萨）因为发音相近而被汉译为“砒霜”，如果意大利人说：“我们做得好，中国人就会知道意大利的砒霜不是中国的砒霜，不是毒药，而是美食。”

　　不知道葛老师会如何评价？不知道葛教授敢不敢去品尝一下那些做得很好的“意大利砒霜”？

　　笔者涉足译龙争议多年后，发现问题不在翻译上，而是中国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出了问题，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和理性。这才是中国未来最要命的问题。

注释：

1，徐剑：推动政治传播，塑造中国形象——政府新闻学与中国国际传播国际研讨会侧记，传媒，2009年第2期。

2，“羊的传人”激起图腾讨论，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春海），第401期，
http://www.csstoday.net/Item/41724.aspx

（黄佶，2016年6月6日，本次编辑发布时增加了小标题）

【编后记】

　　看得出来，采访者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是个明白人，看过很多材料，思路也很清晰。

　　相反，葛教授和秦教授则不断自我否定，观点跳来跳去。

　　葛教授知道老同学为了“龙”而改名字，并因此产生了研究译龙问题的兴趣，但是却说 dragon 的负面印象仅存在于“历史上”。

　　葛教授和秦教授的实验设计得很严谨，结果也很清楚：中国学生喜欢龙，美国学生厌恶 dragon。但是他们俩话题一转，自我颠覆了自己做出来的测试结果，说两国大学生对龙和 dragon 的态度是中立的，把李教授都惊呆了。后来又说外部环境会改变人们对龙和 dragon 的认知。

　　如果外部环境是使中国大学生厌恶龙、使美国大学生喜欢 dragon 了，双方立场趋同，倒还能自圆其说，译龙为 dragon 倒还说得过去，可葛教授和秦教授介绍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中美对立时，中国学生因为爱国而更爱龙了。

　　李教授点明了 dragon 在二战中被用来象征敌国军队，西方报纸也暗示中国就是邪恶的 dragon，葛教授和秦教授却又跳到另外一个极端：苛求改译龙为 long 之后，外国人就不攻击中国了。

　　从这篇采访中可以看出，葛教授和秦教授不顾事实，包括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老同学改名，自己的测试结果），千方百计把结论往自己预设的立场“可以译龙为 dragon”上靠；而李教授则碍于情面，没有刨根问底，总不至于让自己的采访对象下不来台吧？

　　中国的科研考核制度只统计在纸刊上发表的文章，而要在纸刊上发表，就必须写正规的长篇大论，而且中国抄袭的人很多，初步观点提前透露出去很容易被人抄袭，于是学者们在论文发表之前不会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因此也就没有机会接受大量读者的检验，只有一两个审稿人把关，很容易让错误漏网。结果，白纸黑字，错误永远固定在纸上了。

　　我一直建议大家做研究时，尽早把初步研究结果上网发布，让别人拍砖，发现可能存在的错误。我自己也一直这样做，获益匪浅。网上的人都是匿名，六亲不认，批评起来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于是错误暴露得清清楚楚。不仅能够减少错误，还能在碰撞中受到启发，发现新问题，使研究不断深入、扩展。

　　如果中国整个学术界都这样做了，那么中国学者犯的错误要少很多，学术才会真正地繁荣起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改革学术考核制度，不以论文发布的地方论英雄。这需要中国人转变观念，然而这比上青天还难。……

黄佶，2019年6月9日　

相关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项用规范的实验方法得出错误结论的研究（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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