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项用规范的实验方法得出错误结论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和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教授秦裕林的论文“Dragon 能否表示龙”[1] 发表于中国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他们使用了规范的定量研究方法，但结论却是错误的。

　　首先，作者对基本事实缺乏了解，因此整个研究课题的基本方向就错了。该论文摘要的第一句话是：“以西方历史上颇多负面描述的 dragon 来表示中国龙，是否会干扰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在西方，对杜拉更的“负面描述”何止仅局限于“历史上”？当今的西方出版物上对杜拉更的描述不仍然是极其负面的吗？

　　作者在论文中写到：“虽历史上对龙有负面描述，就整体而论，龙在中国语境中有着神圣、皇权、强大、威猛和幸运等正面或主流的象征意义。然而，在《圣经》里，dragon 神秘、怪异，处于和上帝不断的战争中。在英、德、西班牙语的传说故事中，dragon 兴风作浪、凶狠残暴，是圣乔治、齐格菲一类英雄意欲杀之的怪兽。这种差别带来一个传播学的问题：用 dragon 来表示龙是否会干扰乃至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作者似乎认为，《圣经》和西方神话已经是属于“历史”了。但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就职时，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效忠美国，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之前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说真话。因此，《圣经》虽然历史悠久，但没有成为历史，《圣经》对杜拉更的负面描述所产生的影响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或减弱。另一方面，在西方媒介上，神话故事“圣乔治杀死杜拉更”被频频用来象征西方政治家和敌人周旋的行为，西方儿童仍然在听讲或阅读这些故事。因此，这些神话传说也没有成为历史，仍然对当下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着影响。

　　正因为龙具有“正面或主流的象征意义”与杜拉更在西方被“负面描述”同时发生在当下，因此，作者打算研究的问题“用 dragon 一词来表示龙是否会干扰乃至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不做任何研究也能够得出结论。

　　尽管该论文研究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因其研究方法的规范和定量，其测试结果还是值得关注的。

　　论文描述的测试I使用中国大学生和“无中国背景”的美国大学生进行对比测试。所谓“无中国背景”指的是：1，非华裔；2，无华裔亲属；3，非中国相关专业；4，不曾访问大中华地区。

　　显然，这一设计是合理的。

　　测试 I 有两项发现：

　　发现一：与龙相比，对 dragon 特征的认知有更多的负面内容。

　　中国被试（16 人）为龙选择了 19 次负面词汇，人均值 1.19；美国被试（12 人）为 dragon 选择负面词汇 55 次，人均值 4.58。MWW 检验表明，两国被试正面和中性特征选择的差别不具统计意义（p＞0.37；p＞0.63），但负面选择差别意义显著（p＜0.004）。发现支持 H2。

　　发现二：Dragon 的基本特征认知中有更多负面内容。

　　以半数或以上被试选择来界定基本特征认知，测试 I 发现，龙的基本特征认知 10 项，dragon 的基本特征认知 12 项。前者中负面 0 个；正面 2 项，占 20％；中性 8 项，占 80％。后者中负面 5 项，占 41.67％；正面 3 项，占 25％；中性 4 项，占 33.33％。卡方检验显示两者差别意义显著（p＜0.05）。发现支持 H2。

　　该文所设立的假说 H2 是：“比较两结构，dragon 所唤起的基本特征认知有更多负面内容。”

　　显然，这一测试结果和预期的完全一样：dragon 在美国大学生心中具有负面的意义。由于论文作者也认为龙在中国人心中具有“正面或主流的象征意义”，因此，论文标题提出的问题“Dragon 能否表示龙”已经得到解答：不能。

　　葛教授等人的测试结果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陈德彰做过的一项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陈教授比较了中国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对各种动物的认知。中国人对龙、西方人对杜拉更的认知测试结果是：“Most Chinese people like the dragon and think it stands for auspices(26％), dignity(18％), and power(10％), while most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have bad association with it: fiery(18％), mystery(16％), scare(8％) and ferocity(8％).”[2]（大多数中国人喜欢龙，认为它代表吉兆（26％），尊贵（18％），力量（10％），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人对杜拉更有负面的联想：易怒（18％），神秘（16％），可怕（8％），残暴（8％）。）

　　陈教授的研究发表于 2000年，葛教授等的测试发表于 2008年。两次测试间隔八年时间，但西方人对杜拉更依旧持负面态度，可见很多中国人指望外国人改变对杜拉更的理解，从“邪恶”变为“吉祥”，是多么地一厢情愿。一个词汇的含义积淀了千百年，哪有这么容易为了外国人而改变？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后的两个正式候选人——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的希拉里——都不能令选民满意，来自西班牙和赞比亚这两个不同国家的漫画家不约而同地把美国这次大选画成了双头杜拉更，它的两个脑袋一个代表特朗普，一个代表希拉里，创作或发布时间仅差一天（图6-9-2，-3）。可见陈教授的研究发布十六年后、葛教授的论文发表八年之后，杜拉更仍然象征恶魔。

　　葛教授等人的测试 Ⅱ“要求被试通过电脑回答问题，利用程序搜集到的认知与态度选择（5 级）和反应时（毫秒）建立起两动物的认知—态度结构。”

　　测试 Ⅱ 有五项发现：

　　发现三：以选择人数为指标，两动物基本特征认知稳定。

　　发现四 ：无论以结构强度（特征认知等级/反应时）或选择人数为指标，两动物基本特征认知稳定，唯 dragon 有更多负面基本特征认知。

　　发现五：两认知-态度结构中，结构强度最高的基本特征认知均为中性。

　　发现六：龙和 dragon 均获中性态度评价。

　　发现七：美国被试对 long 持中性特征认知和态度评价。

　　以上测试结果中的发现一、发现二和发现四都明白无误地指出了“Dragon 有更多负面特征”，但论文作者却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或恰如负面说推测，此源于对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

　　不论美国大学生心目中杜拉更的这些负面特征来自哪里，难道不正说明了杜拉更的这些负面特征是真真实实地存在于美国青年心中的吗？不正好回答了该论文标题提出的问题“Dragon 能否表示龙”吗？答案不正是“Dragon 不能表示龙”吗？

　　难道“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引起的“负面特征”，就不是“负面特征”了？对于该论文来说，重要的是“负面特征”的来源？还是“负面特征”的存在与否？显然应该是后者。因为论文的标题是“Dragon 能否表示龙”，而不是“对 Dragon 的负面印象来自哪里”。

　　但为什么作者只说一句“或恰如负面说推测，此源于对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就不再讨论这些“负面特征”与“Dragon 能否表示龙”这个问题的关系了呢？

　　对杜拉更明确存在的“负面特征”一笔带过之后，作者把目光集中在龙和杜拉更的“中性特征”上：

　　“但在龙或 dragon 的认知-态度结构中，强度最高为中性特征认知的证据动摇了由负面说衍生的 H3。”

　　作者的假说 H3 为：在 dragon 的认知-态度结构中，比之于正面基本特征认知，负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肯定等级和可接近性）；在龙的认知-态度结构中，比之于负面基本特征认知，正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作者对发现五的描述和解释：

　　发现五：两认知-态度结构中，结构强度最高的基本特征认知均为中性。

　　在认知-态度结构显示的基本特征中：

　　（1）两国被试选择最多者均为中性。其中，龙的基本特征 10 项中有 7 项为中性，选择概率高于其他特征，统计意义显著（P=0.02）。美国被试 15 项选择中有 8 项为中性，选择概率也高于其他特征，统计意义接近显著（P=0.088）。

　　（2）Dragon 基本特征中，中性特征结构强度最高（认知等级：4.47，反应时：1761）。

　　（3）龙的基本特征中，中性选择的认知等级也最高（4.32）（表3）。在结构强度最高区域（表 2-a 和表 2-b 左上角），龙与 dragon 的特征认知均为中性，其中，龙有“有力量的”；dragon 有“forceful”（有力量的），“powerful”（强大的），“mighty”（有势力的）和“magic”（有魔力的）。这说明认知-态度结构中结构强度最高者并非正面或负面特征。发现动摇了 H3。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自己的假说 H3 不是“dragon 的负面特征的结构强度最高；龙的正面特征的结构强度最高”，而是“比之于正面基本特征认知，dragon 的负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比之于负面基本特征认知，龙的正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即：只要 dragon 的负面部分的强度高于正面部分（不必最高）、龙的正面部分的强度高于负面部分（不必最高），H3 假说就能够成立。

　　根据论文中的表 3，龙的基本特征 10 项中有 3 项为正面，0 项为负面；而 dragon 的基本特征 15 项中 3 项为正面，4 项为负面。显然，H3 假说并没有受到“动摇”。

　　总之，论文作者对测试结果中杜拉更在美国大学生心目中明确存在的负面印象轻描淡写，却过分强调“中性选项结构强度最大”，导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中美大学生对龙和杜拉更的认知态度都是中性的。

　　作者错误地理解了测试 II 的结果，于是对测试 III 的理解也错了。在测试 III 中，作者让中国大学生在网上跟帖，结果是：

　　被试跟帖中，正面评价龙，反对吴说（建议不再用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引者注）帖多达 25 例，占样本总数 89％；中性意见帖、支持吴说帖和态度不明帖均为 1 例，各占 3.6％。分析结果的霍尔斯提（Holsti）信度检验为 0.79。将被试态度换算为 5 级评价（正面 4.5，中立 3.0，负面 1.5）后，态度得分 4.23。MWW 检验表明测试 Ⅱ 和 Ⅲ 中态度差别十分显著（p＜0.005）。

　　为什么作者要说“测试 Ⅱ 和 Ⅲ 中态度差别十分显著”呢？因为作者认为，在测试 II 中，中国大学生对龙的认知态度是中立的，而在测试 III 中，中国大学生测试者的态度突然转变为近 90％的人对龙持正面态度了。

　　作者产生这一困惑，显然和他们错误理解测试 II 的结果有关。实际上，作为一个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学生来说，对龙这种“老古董”能够给予 0％的负面评价、30％的正面评价、70％的中性评价，已经很不错了，根本不能理解为“对龙持中性立场”。

　　在论坛上，一旦龙和祖国相联系，爱国因素自然会被添加到龙身上；再考虑到另外一个心理因素：“即将失去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看到有人主张“弃龙”，于是对龙的额外热情也被唤醒，因此，对龙的支持率飙升到近 90％，根本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纵观葛教授等的研究工作，实际上给出了两项结果：

　　1，美国大学生对杜拉更持负面态度。这是葛教授等自己也承认的；

　　2，中国大学生对龙持正面的态度。葛教授等的论文中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在龙的 10 项基本特征中，参加测试者选了 3 个正面项，而一个负面项都没有选；在论坛跟帖时，89％的参加测试者正面评价龙，反对弃龙。

　　中美大学生对龙和杜拉更的态度对比如此鲜明，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dragon 这个单词不能用来表示龙，即不能把龙译为 dragon。

　　作者在文中说：

　　讨论至此，我们有证据相信，虽然测试 Ⅱ 中的中国被试也了解龙与中国文化的象征联系，但当这种象征性未被在群体对立的框架中加以“编辑”时，被试仍会在有限范围内搜索信息，做出中性的态度评价。在问题框架、动机、传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测试 III 被试使用了大量与我群认同相关的信息，使其态度判断偏离测试 II 建立的基线。基于同样的证据，进入 dragon 代表龙的传播框架，西人当明白此 dragon 非彼 dragon，或 the dragon 不是 dragon。常态下，经“省力原则”或“成本—利益”作用，西人对 dragon 持中性态度。群体对立的心理情境中，西人会搜索更能满足群体认同需求的“有用的”信息——包括对 dragon 的负面特征认知——来支持态度重建。

　　把这段晦涩拗口的文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1，中国参加测试者对龙的态度本来是中性的，但在论坛上，在他人爱国语言的刺激下，参加测试者对龙的态度才转变为正面评价。

　　2，虽然平时西方人对杜拉更持负面态度，但如果告诉他们：杜拉更是吉祥如意的象征，那么，他们对杜拉更的态度会变为中性。

　　3，在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矛盾时，西方人对杜拉更的态度将回归负面。

　　第一点中，“中国参加测试者对龙的态度本来是中性的”，这是错误的，前面已经说过。

　　第二点，也许的确如此，但这还要取决于西方人肯不肯转变态度，而且也挺麻烦西方人的。因此，何必如此复杂呢，直接重新翻译龙，把龙和杜拉更划清界线，既省去很多啰嗦，也方便了西方人。

　　第三点说明：如果不把龙和杜拉更划清界线，一旦东西方有了冲突，中国人过去所有的对外宣传工作就都白忙了（图6-9-6）。既然如此，何不未雨绸缪，现在就重新翻译龙？何必硬要抱着 dragon 这个词不放呢？

　　作者在文中说：“在传播情境中，象征符号本身的特征不是问题的关键，它象征的对象是什么、在怎样的环境中执行其象征功能才真正重要。”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个词汇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象征的是什么，在什么环境中行使象征功能。

　　由于绝大多数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他们只能从中国的象征物——龙（“中国杜拉更”）这里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因此，作者的观点可以简化成：“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

　　根据作者前面的观点：在一般的环境下，西方人认为杜拉更的内涵是负面的；在东西方友好时，西方人认为“中国杜拉更”是中性的；在东西方对立时，西方人又会认为“中国杜拉更”是负面的。

　　既然在最好的状态下，杜拉更也不过是中性的，那何必还硬要把龙译为 dragon 呢？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没有冲突时，使别国人民喜欢中国；在出现矛盾时，至少不反对中国，而愿意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但是把龙译为 dragon 根本帮不上任何忙，关键时刻（发生对立或冲突时）还会帮倒忙。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守着 dragon 这个词不放呢？

　　2013年，葛岩教授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研究也说明，即便把龙翻译成 dragon，也不会给西方人的中国感受带来负面影响。”[3] 但他自己的研究结果支持自己的假设 2：“dragon 所唤起的基本特征认知有更多负面内容”；他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群体对立的心理情境中，西人会搜索更能满足群体认同需求的‘有用的’信息——包括对 dragon 的负面特征认知——来支持态度重建”，即中美对立时，美国人对杜拉更的态度由中性转向负面。

　　既然美国人对 dragon 一词的态度是负面的，而龙是中国的象征，那么把龙译为 dragon 怎么可能“不会给西方人的中国感受带来负面影响”呢？

　　图6-9-7中，生有巨大羽毛翅膀的天使把杜拉更踩在脚下，并用铁链锁住。后者长有巨大的蝙蝠肉翅，这是邪恶的象征。图片下方的文字摘自《启示录》（Revelation）。文字写道：“He seized the dragon, that ancient serpent, who is the devil, or Satan, and bound him for a thousand years.”（他抓住了杜拉更，这头古蛇，它是魔王，即撒旦，他要绑住它一千年。）

　　把中国的象征物龙和这样一个魔王同名，怎么可能“不会给西方人的中国感受带来负面影响”呢？

　　作为在中国顶级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应该非常严谨，但葛岩和秦裕林教授在论文中虚构了一个“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并假设其测试的结果，然后根据此假设的测试结果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葛教授等在“Dragon 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一文的第 8 点“研究局限与结语”一段中说：

　　由于采用小规模、同质和便利被试为测试对象，本研究属试验性质。其外部有效性自有其局限，尚待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来检验。如果更大规模的测试支持上述发现，则本研究表明，尽管国人和西人（至少是美国人）对龙与 dragon 的特征认知不尽相同，在常态下，他们对两种神话动物持有的态度无显著区别。因此，使用 dragon 表示龙不至令中国形象蒙受误解。

　　其中的所谓“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所谓“更大规模的测试支持上述发现”仅仅是作者的假设（“如果”），但作者居然会据此作出一系列的结论：“则本研究表明，尽管国人和西人（至少是美国人）对龙与 dragon 的特征认知不尽相同，在常态下，他们对两种神话动物持有的态度无显著区别。因此，使用 dragon 表示龙不至令中国形象蒙受误解。”

　　依据这一根本没有进行过的“更大规模的测试”得出的毫无依据的结论，也的确误导了至少一位读者，使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李贵升认为这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实证研究”，并相信和接受了这一“实证研究”得出的的结论。他在论文中描述了自己的观察之后，引用了葛教授等的“结论”，以作为对自己的观察结果的支持。他写道 [4]：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国人和西人（至少是美国人）对龙与 dragon 的特征认知不尽相同，在常态下，他们对两种神话动物持有的态度无显著区别。因此，使用 dragon 表示龙不至令中国形象蒙受误解。”（葛岩，秦裕林 2008: 176）

　　参考文献：［2］葛岩，秦裕林．Dragon 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以上种种现象使笔者不得不相信：葛、秦两位教授是带着预设的结论进行此项学术研究的。他们的预设结论是：“Dragon 能够表示龙”。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小规模实证调查结果清楚地显示中国大学生对龙的态度和美国大学生对 dragon 的态度截然不同时，仍然努力把结论引向自己预设的方向，甚至假设进行了一个“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来检验”，并断言其结果“支持”自己的发现。

　　葛教授等在论文中还说：“证据还显示，至少在目前，使用 long 来替代 dragon 无助于龙的正面意义传播。”

　　这显然是对新译法过分苛求了。在外国人还不知道“long”代表什么东东时，当然无法靠它来传播龙的正面意义。一个新译法出现后，还要对其进行配套的注释和传播工作，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难道作者第一眼看到“披萨”两个汉字，就知道它是食物的名字吗？一方面对毛病多多的 dragon 百般开脱，强调西方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对 dragon 持中性态度，另一方面却百般挑剔刚刚面世的新译法 long 或 loong（“黄佶提倡用奇怪的‘loong’表示龙”[5]），苛求它们立即为外国人熟知、发挥重大作用，这是很不应该的。

　　对于西方人来说，long 的原含义是中性的，新含义不明。因此对这个词汇的态度至少是中性的（葛秦二位教授的测试结果证明了这一判断：“发现七：美国被试对 long 持中性特征认知和态度评价”）。经过中国人的介绍宣传，西方人知道 long 或 loong 的新含义是吉祥如意的龙之后，那么其态度多半会转变为正面，至少不会转变为负面。显然，重新翻译龙，赋予中性的 Long 或 Loong 以正面的含义，要比把具有负面含义的 dragon 扭转为正面含义，更为容易。一些艺术家已经进行了尝试，将热情和欢快赋予本来中性的 Long 或 Loong。（图6-9-8）

　　葛教授等还说：“而且，即使 long 与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日后得以建立，其传播效果也将主要由其象征的对象——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及中国与他国的实质关系来决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即便这样，重新翻译龙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因为新译法可以在中国龙和万恶的杜拉更之间划清界限。

　　坦率地说，葛教授和秦教授的研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为下面这个观点提供了精确的科学数据：“‘龙’再也不能译成 dragon了。”

注释：

1，葛岩，秦裕林：Dragon 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一期，第163页至第176页

2，Chen Dezhang: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nimal Words in English and Chinese（陈德彰：汉英动物词语的文化内涵），文化与翻译（郭建中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第354页，书生读吧电子版，http://www.du8.com/

3，“羊的传人”激起图腾讨论，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春海），第401期，http://www.csstoday.net/Item/41724.aspx

4，李贵升：译名评论：方法与标准，上海翻译，2011年第四期

5，葛岩，秦裕林：Dragon 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一期，第164页

（黄佶，2019年6月9日摘自《译龙风云》）

读者评论

墨蓝：

　　大胆猜测，阁下应该没有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训练。上来就是一句“作者对基本事实缺乏了解，因此整个研究课题的基本方向就错了。”，请问你这个观点是如何证明出来的？难道“当今的西方出版物上对 dragon 的描述不仍然是极其负面的吗？本书第二章收集了大量西方政治漫画和宣传画，其中 dragon 被用来象征各种坏的事物，例如恐怖主义势力、巨大的财政赤字、气候异常变化等等，就是最好的证据。”就是你所谓的证据？没有文献证明、没有数据支持，这种话如果只是用于网上争论尚可，但用于讨论学术问题，则未免显得阁下的学术训练不佳了。

　　客观而言，阁下上述这些文字，除对 H3 的质疑尚能立足外，其它内容均无法从方法论上对葛、秦两位的研究提出挑战。中国的学术要规范发展，对范式的尊重是前提。如果对他人的研究范式一无所知便大加鞭挞，难免会给人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或许，阁下是在为大作《译龙杂论》做宣传？

201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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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的回复：

　　【墨蓝：大胆猜测，阁下应该没有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训练。上来就是一句“作者对基本事实缺乏了解，因此整个研究课题的基本方向就错了。”，请问你这个观点是如何证明出来的？难道“当今的西方出版物上对 dragon 的描述不仍然是极其负面的吗？本书第二章收集了大量西方政治漫画和宣传画，其中 dragon 被用来象征各种坏的事物，例如恐怖主义势力、巨大的财政赤字、气候异常变化等等，就是最好的证据。”就是你所谓的证据？没有文献证明、没有数据支持，这种话如果只是用于网上争论尚可，但用于讨论学术问题，则未免显得阁下的学术训练不佳了。】

黄佶：

　　我虽然“没有文献证明、没有数据支持”，但我有事实。数据不就是从事实中归纳出来的吗？文献不就是对事实的归纳和分析吗？事实不是比“文献证明”和“数据支持”更有说服力吗？本书收集了那么多事实，不就是文献吗？

　　我之所以没有引用文献和数据，是因为我没有发现在我之前有人就此事（Dragon 在西方时政绘画（海报和漫画等）中的象征意义）做过研究。当然，这完全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文献检索还不够。如果你知道线索，欢迎提供。而且我也一直期待出现反证：dragon 在西方时政绘画中象征好的事物，例如和平、例如环保等等。

　　另一方面，葛、秦两位作者说了“以西方历史上颇多负面描述的 dragon 来表示中国龙”这句话之后，有没有提供文献和数据，证明 dragon 仅仅在西方历史上颇多负面描述？而在当下已经不具负面描绘了呢？

　　他们不提供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而我提供了否定他们观点的证据，怎么反而是我错了呢？

　　【墨蓝：客观而言，阁下上述这些文字，除对 H3 的质疑尚能立足外，其它内容均无法从方法论上对葛、秦两位的研究提出挑战。】

黄佶：

　　是的，两位教授的研究方法是规范的，我的标题就是“葛岩和秦裕林的研究：用规范的方法得到错误的结论”。

　　葛、秦两位的论文，问题不是出在方法上，而是出在对数据的理解和分析上。从论文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带着先入之见进行研究的，而这是科研工作的大忌。

　　我在文章中写道：

　　测试结果发现一、发现二和发现四都明白无误地指出了“Dragon 有更多负面特征”，但作者却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或恰如负面说推测，此源于对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不论美国大学生心目中 dragon 的这些负面特征来自哪里，难道不正说明了 dragon 的这些负面特征是真真实实地存在于美国青年心中的吗？不正好回答了该论文标题提出的问题“Dragon 能否表示龙”吗？答案不正是“Dragon 不能表示龙”吗？难道“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引起的“负面特征”，就不是“负面特征”了？对于该论文来说，重要的是“负面特征”的来源、还是“负面特征”的存在与否？显然应该是后者（论文的标题是“Dragon 能否表示龙”，而不是“对 Dragon 的负面印象来自哪里”），但为什么作者只说一句“或恰如负面说推测，此源于对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就不再讨论这些“负面特征”与“Dragon 能否表示龙”这个问题的关系了呢？

　　【墨蓝：中国的学术要规范发展，对范式的尊重是前提。如果对他人的研究范式一无所知便大加鞭挞，难免会给人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

黄佶：

　　我欢迎批评，但也希望批评者先看清楚我的文章。我没有批评两位教授的研究范式，相反，我还肯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我在文章中写道：“尽管该论文研究的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因其研究方法的规范和定量，其测试结果还是值得关注的。”“论文描述的测试 I 使用中国学生和‘没有中国的背景的’美国学生进行对比测试。所谓‘没有中国背景’指的是：……。显然，这一设计是合理的。”

　　【墨蓝：或许，阁下是在为大作《译龙杂论》做宣传？】

黄佶：

　　我当然希望知道该书的人越多越好，大家都来批评，可以使正式稿里的错误尽量少一些。

2011年8月29日

　　【编后记】“除对 H3 的质疑尚能立足外”，这位“墨蓝”先生也承认这篇发表在中国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 [*] 存在一个错误，但是他并不对此感到震惊，不去批评原作者，不感谢和赞扬指出存在漏洞的人，反而对他义愤填膺，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令人遗憾。（黄佶，2019年6月9日）

　　* 据说在高校考核教师时，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一篇文章，抵得上在 C 刊上发表十篇论文。葛教授等的这篇论文，后来还获得了教育部的奖项，被其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大肆报道。

　　** “Dragon 能否表示龙”一文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8年第四期，http://rdbk1.ynlib.cn:6251/qk/Paper/371494）。《人大复印资料》在中国学术界很牛。但是从收入“Dragon 能否表示龙”一文可见，它也只看论文所载刊物名气，却不看论文本身。不知道这种复印转载有什么意义。

相关链接：

获得“教育部优秀成果奖”的一篇论文存在明显错误（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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