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医英语翻译的原则

牛喘月（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上海，201203）
中西医结合学报： Volume 2 May， 2004 Number 3
http://www.jcimjournal.com/FullText2.aspx?articleID=314

　　在本刊上一期发表的《中医英语翻译的基本特点》一文〔1〕中，我概要地总结了中医英语翻译中的一些流行做法，冠以“特点”之名介绍给读者诸君。通过对这些“特点”的了解，可以使我们对中医英语翻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概要的了解。最近由于媒体的关注，学界一些朋友纷纷向我了解中医翻译的问题，特别是指导中医英语翻译发展走向的原则问题。对此，我作了一些解释说明，也和大家探讨了一些有关确立中医英语翻译原则所涉及的语言、文化、民族心理等问题。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再谈谈个人的感想，借以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1，为什么要再论中医英语翻译的原则

　　1991年，《中国翻译》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我撰写的一篇探讨中医翻译问题的文章，标题是“论中医翻译的原则”。最初的标题是“试论中医翻译的原则”。但在寄出稿件之前，我将“试”字删掉了。当时删去“试”字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向来对诸如“试论”、“浅谈”之类的“虚谦”之词颇不以为然，二是自以为所提出的翻译原则是符合中医翻译实际的，是无可置疑的。

　　在那篇长达八千言的文章中，我首先对中医翻译的现状作了这样的概括：

　　“散见于个别刊物上有关中医翻译的文章，讨论的大多都是‘直译’和‘意译’的问题，实际上仍然在我国翻译界一千多年来争论未休的问题上绕圈子。其实‘直译’和‘意译’本身所反映的仅仅是翻译的方法问题，而翻译的根本问题应是原则问题，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翻译，都必须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尔后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

　　于是断言：“目前中医翻译由于缺少了这样一个统一的指导原则，因此已陷入了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不仅使读者深受其害，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医的对外交流。”

　　最后笔锋一转，为自己别开一端：“有鉴于此，我们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中医翻译工作的体会，结合国内外译者的实践，总结归纳出中医翻译的三条原则。实践证明，这三条原则符合中医翻译的实际，具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说得煞是中肯，但却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下面我想详细地谈一谈当时所提出的中医翻译三原则的历史背景、存在问题及今后应努力校正的方向。

2，对中医英语翻译三原则的反思

2.1，“薄文重医、得‘意’忘‘形’”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

　　“薄文重医、得‘意’忘‘形’”是我当初提出的中医翻译的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最初的提法是“中医翻译应是科技翻译”。在后来撰写的《中医翻译导论》和《中医英语翻译技巧》等书中，我才将这一原则重新概括为“薄文重医、得‘意’忘‘形’”。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主要是基于当时甚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中医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文学或哲学。所以我提出，中医翻译应该按照科技翻译的一般要求来进行，不但意思要具体明确，用词也要科学规范。这个认识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将其与中医这门独特的学科相联系，便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说中医的“三焦”、“命门”、“精气”等概念，就很难在词语翻译本身使其达到“见词明意”的效果。

　　在论述这个原则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了中医语言的“文学化倾向”，对是否应该在中医翻译中保持中医语言浓厚的古典文学色彩和哲学色彩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既然中医毕竟是一门医学科学，而不是文学或哲学，因此中医翻译首先要向读者传达的就应该是中国古老的医学科学知识，而不是文学或哲学知识。所以译者不必为放弃原文修辞手段而惋惜不已。”

　　并且武断地说：“客观地讲，中医文学化的语言是不符合科学原则的，亦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东西。翻译时，译者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搞文字游戏。有效就是有效，无效就是无效，显效就是显效，不要为‘效如桴鼓’之类华而不实的辞藻而大费笔墨。”

　　由于我个人对中国古典文学一向颇为钟情，因而从感情上也很难将其从中医翻译上完全剔除出去。所以在论述完第一个原则后，又言不由衷地说：“我们强调译文要摆脱中医语言中的文学色彩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译文可以不讲究文法或者说科技文章不要文法。事实上科技文章也同样讲究修辞，但那是为了使文字更凝练，更准确地阐明文章的内容……但是由于中医语言过分文学化了，结果是形式往往重于内容。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当然，在客观、准确的前提下，我们的译文也应努力保持中医的传统色彩。”

　　写到这里，似乎已经和自己的主张有点南辕北辙了，于是赶紧将笔锋一收，自嘲似地说：“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那些文学化过浓的用语，恐怕还是得‘意’忘‘形’的好。”

　　医学，特别是中医学，究竟是自然科学还是科学与文化的融合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中医翻译问题的认识。

　　维也纳大学科学文化中心主任弗里德里奇·沃尔勒教授最近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倾向于认为，医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一门文化科学。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医学与文化和人文的密切联系，排除了其象力学那样围绕法则运动的机械性。

　　中医是一门公认的经典人文医学。一门经典的人文医学，怎么可能象物理学那样围绕着几大定律平铺直叙地论理说法？怎么可能象数学那样按照一定的公式排列组合而无须精美语言的衬托？

　　自古以来，中医学与文学和哲学水乳交融，交相辉映。作为中医理论核心内容的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如果将中医语言的哲学色彩在译文中予以剔除，那就意味着对中医基本理论体系的支解或抛弃。

　　中医的经典著作都是用古文写成的，不但论理透彻，且文采飞扬，对仗工整，抑扬顿挫，读来朗朗上口。其修辞风格和语言表述方式是其论理明法的手段，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当然翻译也有翻译的要求。翻译首先要达意。在达意的前提下，中医翻译应尽量保持原文的文学色彩和哲学内涵。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翻译时既要达意又要保持原文语言风格确实不易。但这只能解释为我们在中医翻译上还有很多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而不能理解为二者根本不能兼容，更不能归罪于中医语言的文学化倾向。

　　以前我曾极力推广词素译法，希望通过词素翻译为中医用语创造一套所谓科学的英语词汇〔2〕。acuesthesia（针感）、endopenia（里虚）、acusyncope（晕针）就是这种想法的产物。这种译法的出发点是促进中医翻译的标准化，使其更符合科技用语的风格和要求，但在翻译实践中却有剔除中医语言的文学色彩之嫌。从实际应用来看，这种译法颇有削足适履之弊，背离了全面、系统、原质地对外介绍中国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宗旨，所以很难为大家所接受。

2.2，“比照西医、求同存异”的得与失

　　“比照西医、求同存异”是我当时提出的中医翻译的第二个原则。提出这样一个原则有其不可回避的历史背景。中医翻译要不要使用西医用语，这是当时中医翻译界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中医五脏六腑的翻译问题。究竟是采用西医上的 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 来翻译中医的心、肝、脾、肺、肾，还是用拼音将其一概音译为Xin， Gan， Pi， Fei， Shen？对这个问题，当时的看法颇不一致。这种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翻译中医时对中医医理的认识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在向西方翻译介绍中医时对中国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

　　众所周知，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其对人体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中医的“心”除了“主血脉”外，还“主神志”，而西医的“心”只有泵血的功能，并不具有思维功能；中医的“肾”“主生殖”、“主纳气”，而西医的“肾”则主要是形成尿液，没有“主生殖”、“主纳气”等功能；中医的“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而西医的“脾”只是一个淋巴器官，没有消化功能……。由此可见，将中医的心、肝、脾、肺、肾借用西医的解剖用语翻译为 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 似乎是不确切的。

　　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主张将这些中医概念一概音译以利于保持中医特色的原因。但也有许多人主张借用西医的有关术语翻译中医的相关概念。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后者始终占据上风。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那么多的反对意见，时至今日这些中医的基本概念仍然采用西医的解剖术语来翻译的缘故。

　　我个人当时极力提倡借用西医用语翻译中医基本概念，为了“以理服人”，我曾做了不少理论方面的探讨，从史学、医学和译学的不同方面论述了借用西医术语翻译中医概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进一步提出了“比照西医，求同存异”这样一个原则。

　　在比较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保持民族特色与中医走向世界的关系后，我特别指出：“强调中医的民族特色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将其与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将中医孤立起来，使之裹足不前。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遗产时，既要看到其发展的个性，也要看到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

　　为了进一步说明比照西医翻译中医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我对中西医做了这样一个简单但“颇有说服力”的比较：“不错，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其研究的方向和服务的对象都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的，都是为防病治病，保障人的健康服务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中西医这两个不同医学体系之间就应该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对人体结构及各个系统、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状况的认识，对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治疗的探讨，中西医就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

　　通过这样以点带面的分析归纳，最终得出了借用西医用语翻译中医基本概念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是可行的这样一个结论，并由此推导出了“比照西医、求同存异”这样一个“有理有据”的原则。

　　当时为了论证借用西医用语翻译中医概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曾提出了三个“颇为充分”的理由。

2.2.1，西医在我国的早期翻译实践

　　如果回顾一下西医早期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似乎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是我当时提出比照西医翻译中医的一个重要历史证据。

　　西医传入我国也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晓中医，没有接触过海外医术。所以我推断“当时向中国介绍西医的人肯定也遇到了翻译上的问题，那困难之大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中医对外翻译吧。”

　　那么如何向中国翻译介绍西医呢？是借用中国已有的医药学知识和用语来翻译西医呢？还是另外再引进一套完全不同的用语系统呢？根据我当时掌握的资料和研究所得，似乎当初将西医翻译到中国的译者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顾虑。他们大胆地借用中国传统医学固有的生理、病理知识和用语翻译相应的西医概念，力争求大同存小异。

　　由此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借用中医的语言来介绍西医概念的尝试，不但没有妨碍西医在中国的传播，相反，促进了其在中国的发展。因为这样做使西医获得了同中国传统医学相联系的捷径，使它一开始就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从而得到了吸收营养的可靠保障。”

　　应当说当初将西医介绍到中国的译者所面临的历史、社会和国际情况与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他们当时所采用的一些译法多为不得已而为之之举，有些甚至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比如采用中医用语翻译西医概念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起到了拉近西医与中国民众心理的作用，使西医能较为顺利地为中国人所接受。

　　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用中医的“脾”翻译西医的 spleen 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使得我们今天用 spleen 对译中医的“脾”时显得那么滑稽和无奈。

　　再比如用中医的“伤寒”对译西医的 typhoid fever，用中医的“霍乱”对译西医的 cholera 等等，更是南辕北辙之举。其在中医对外交流中引起的误解、误传、误达时有所闻。

　　所以一人、一时、一事之举多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成为一时的选择、一事的应对，但却不能成为指导一个学术领域持续发展的原则。

2.2.2，早期在华西方传教士对基督教义的翻译

　　在研究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时，我注意到徐宗泽先生《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序言中的一段话：“西士之初入吾国也，欲寻索吾中国古书上，有何天地万物主宰之观念，乃遍阅经典，而知‘天’与‘上帝’二名词，实吻合于造物主之观念，于是取用此二名以名拉丁文 Deus，即天主，故利玛窦著《天主实义》，本名《天主实义》，即此意也。”

　　徐先生的话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为此我查阅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华翻译活动的记录，的确发现了一些刻意归化的翻译做法，然而此种做法对当时的传教士来说无非有这样两个目的：一是利用中国文化的某些成分笼络中国民众的感情，使其尽量减少对基督教这一泊来宗教的隔膜感；二是尽快在中国找到传播基督教义的立足之处。

　　这两点其实是本末一体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向中国民众灌输基督教义，是一种纯功利主义思想的产物。而且这种做法也是非常有限的，并不是其汉译基督教义贯穿始终的基本方法，更不是其阐释基督教义的主导思想。

　　“到哪座山唱哪首歌”，这是一般老百姓都懂得的道理。但这主要强调的是对异地风俗习惯的尊重，也不排除文化交流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吸收和借鉴。但作为一门科学的翻译，其应关注的首先是如何保持这门学科在译入语中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原质性。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对个别词句的适当调整和变更是允许的，有时也是必须的，但这不应成为整个翻译活动的宗旨，不应成为译者开展翻译活动的主体意识，更不应该奉为圭臬，要求人们亦步亦趋地加以效仿和遵循。

　　作为一项指导原则，它应该能起到宏观调控、微观节制、整体统筹的指导作用。所以，一些偶尔之举或应时之法只能成为随机应变的个案，而不应成为调控整体活动的规则，不能颠倒了点与面的关系。

2.2.3，借用西医术语翻译中医概念的实践

　　为了消除大家对借用西医用语翻译中医概念的疑虑，我运用大量事实，从历史到现实，说明用西医用语翻译中医概念不会引起中西混杂不清的情况。的确，在那时和现在的中医翻译中，人们在不少情况下都有意无意地借用一些西医用语翻译相应的中医概念。如将“历节风”翻译为 acute arthritis，将“红痧热”译为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等等。这样的译法要么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么是不得法而为之，要么是不得意而为之，在中医西传中实际上不能完整地表达中医原有概念的实际内涵，至多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较为相似或相近的解释，但却永远不是原文的实际内涵。

　　对这一点我当时并没有作很深入的研究，便想当然地作了这样的论断：“人们总担心，借用西医术语翻译中医会使中医丧失特色，因为中医术语一般是多义的，而西医术语通常是单义的。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当初人们借用中医用语翻译西医时，也没有使具有单一概念的西医用语变得多义起来。因为其理论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只要国际医药界人士了解了中医的理论要旨，想来也绝不会将中医的概念与同名的西医概念等同起来。”

　　其实这个推测是十分主观的，并不完全符合中医对外交流的实际。

　　事实上，借用西医用语翻译中医在实际交流中所引起的歧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人们现在仍然使用 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 对译中医的心、肝、脾、肺、肾，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语言有“约定俗成”这一通用原则，但作为翻译工作者，应当在其尚未“成俗”之前就将其完整、完满、完全地加以“约定”，以免给后来“成俗”工作留下不应有的遗憾。

　　就像将“肾虚”译为 kidney deficiency 一样，虽有约定成俗之势，但总使人有“甚为不当”之憾，因为中医“虚”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与 deficiency 在内涵上是很不相当的。而“虚”又是中医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翻译时不应使其有模棱两可或似是而非的语意之弊。

　　对于中医翻译上已经出现的这样那样的缺憾，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今后的翻译活动中努力校正其发展方向，尽力修正其不当之处，而不应该顺水推舟地将其予以简单地归纳总结，从理论上加以论证，成为指导翻译活动的指南。正确的做法应是因势利导，而不应将错就错，甚至以错为本。

2.3，“尊重国情、保持特色”应如何得以保证？

　　“尊重国情、保持特色”是我当时提出的中医翻译第三个原则。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其实也是不得已的补救之法。面对传统中国医学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和第二个翻译原则听起来虽然头头是道，但毕竟难以解决中医翻译中的诸多根本问题。

　　如在翻译诸如阴阳、五行、精、气、神这些最核心的中医概念时，第一和第二个翻译原则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我又提出了第三个原则并自我安慰似地说：

　　“我们强调在中医翻译中借用西医语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并不是想把中医西医化，而只是想给中医找一条走向世界的最佳途径。我们也历来反对西医化中医，事实上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因为在中医语言中，只有一部分用语在西医语言中能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对应语，还有一部分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找不到呢？答案在“语言国情学”里。“语言国情学”是研究语言和民族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说。其理论核心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中的绝大多数词语在别国的语言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词语。这些词语是全人类语言的“共核”，反映了世界各民族共有的事物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应语”〔3〕。

　　针对中医翻译问题，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在其他民族的人身上也会发生，因此中国人对某个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的称呼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也应该能找到对应的说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属于人类共同经验宝库中的一部分。但是语言国情学还认为，一种语言中总有一些反映该民族特有的事物、思想和观念的词语在别国的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语。如中医的阴阳等。所幸的是，这类词语在一国的语言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尽管如此，它们的作用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色，是这一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

　　这个提法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站得住脚的，因为它的确揭示了语言翻译中的一些实质问题，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民族、社会等诸多问题。

　　然而，怎样处理中医用语中的一些含有国情的概念呢？我当时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

　　“在欧洲各国语言中一般都是采用原词照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进行英汉或汉英翻译时，显然不能采用原词照借的办法，而只能采用音译法。如将‘阴阳’译为 Yin and Yang，把‘气’译为 Qi，把‘失笑散’译为 Shixiao Powder 等等。这样，就避免了理解上的偏差。”

　　这个看法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些提法的合理性，我对玄奘的“五不翻”、章行严等前辈关于音译的论述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看，音译富有民族性的中医用语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结论使得我前面精心推导的第一和第二个中医翻译原则黯然失色。为了调和三者的平衡关系，我又画蛇添足似地写道：“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词语在中医语言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目前在中医翻译界，有滥用音译的倾向，这应引起人们的注意。……音译总是要给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信息的传达，而且音译不能见词明意，对记忆、学习和推广也有很大的妨碍作用。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一般还是少用音译为上。”

　　这个提醒不能说不对，但就中医的整体翻译而言，更应强调的是对中医原文内涵与表达方式的保留，因为内容和形式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在一定条件下形式甚至主导着内容。

3，总结与思考

　　我提出中医翻译的三原则有十三年了，当年也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古今对衬、中外比较，不可谓不用心，但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和认识水平，未能对中医翻译问题有更为透彻的了解和更为全面的把握，因而所提出的翻译原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仍然缺乏具体、宏观和持久的指导意义。

　　1999年，友人将我1991年发表的那篇《论中医翻译的原则》一文推荐给设立在比利时的“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主办的专业刊物《翻译》（Translato）杂志。该刊在当年的第一期以英文的形式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发表前，我将这三个原则象征性地作了一些调整，将第一个原则译为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he Focus of TCM Translation；将第二个原则译为 Western Medical Language: A Bridge for TCM Translation; 将第三个原则译为 Ethnic Linguistics: A Guide for Reserving the Traditional Features of TCM in Translation。

　　这个调整其实只是词语搬家，没有从整体上对原提法进行修正。在以后的翻译实践和研究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到这三个原则有很大的局限性，应该进行修改和补充。前年在北京召开的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会上，我谈到了自己当初所提出的中医翻译三原则的缺憾和不足，表示要尽快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

　　近年来，在学界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基本上完成了重建中医翻译原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工作。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具体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在下一期的讨论中，我将根据自己这十几年的学习体会、实践探索和研究所得并结合国内外中医翻译工作者的长期实践，对中医翻译的原则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以求教于读者诸君和译界的专家学者。

参考文献：

1. 牛喘月. 中医英语翻译的基本特点[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4， 2（2） : 159-160.

2. 牛喘月. 早期中医西译者的翻译思路与方法[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3， 1（4） : 309-311.

3. 牛喘月. 从西方第一次 "针灸热" 看语言与翻译问题对中医西传的影响[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4， 2（1） : 78-80.

（作者简介：牛喘月（1961-　），男，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