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与翻译

——从“龙”和“dragon”谈起

转载自覃江华的翻译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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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汉语中“龙”与英语中“dragon”之间的不当互译在跨文化交际中引起了诸多麻烦。“龙”和“dragon”的问题是一个语言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更是一个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哲学问题。在对两个概念重新编码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对象文化接收者的选择性、倾向性和认知特点。两者的指示意义大不相同，联想意义更是有天壤之别。在保护、发展和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时候，要让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建构，破除以西方的“文化霸权”为特征的西方话语权力中心。在学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不妨由政府来正式向外公布“龙”的准确英译名，这对于“龙”的形象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的重构和传播是有利的。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跨文化传播；翻译；龙；dragon

引言

　　 2006年的12月底，一个所谓的“改龙事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引起了全球华人特别是传播学者的普遍关注。事件的缘由是有报道称有上海外国语大学专家（吴友富教授）提出“为避免西方误解，不以龙作中国形象标志”，因为“龙”的英文是“dragon”，它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这样的形象容易让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不甚了解的外国人产生一些联想。消息一出，立即引来了众多关注。有网络调查显示，九成投票者反对“弃龙”［1］。后来当事人吴友富教授澄清说，他无意“弃龙”，本意是希望“龙”的形象更完整、更丰满。

　　随后，又有北大和上外专家提出，应为“中国龙”重新确定英文译名，提出了“Long”、“Loong”、“Liong”、“Lung”等多种选择。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副教授黄佶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为中国龙正英名”的网站。无独有偶，近几年类似与“龙”相关的事件屡见不鲜。2005年在确定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的时候，因为顾虑“dragon”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呼声最高的“龙”并未入选。2004年底耐克“恐惧斗室”事件也是因“中国龙”而起。

　　关于“龙”与“dragon”问题的讨论早就有人提出，但是没有引起如此广泛程度的关注。其实，这种种的“龙”与“dragon”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语言翻译上的问题，其次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讲，则是一个后殖民主义关照下的哲学问题。


一、“龙”与“dragon”的翻译问题

　　到底汉语中的“龙”与英文中的“dragon”都分别为何物？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使得它们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如此众多的麻烦？

（一） 汉语文化中的“龙”。

　　“龙”是中国人的图腾，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刘志雄与杨静荣在《龙与中国文化》的序中说，“龙是一种信仰观念”［2］。“龙”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是由龙形象典型化、抽象化而来的象形文字。许慎《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渊”。《辞源》上说，龙是“四灵”之一，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按照刘志雄、杨静荣的研究，目前所见最早描述龙形象的记载似乎是明代李时珍《本早纲目》所引的后汉学者王符的言论，说龙“其形有九，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

　　所以，“龙”在中国文化中是有“九似”的变幻莫测、世间所无的神性动物。

　　在封建社会，“龙”的形象被统治者利用，把“龙”作为天子的化身和皇权的象征。皇帝被称为天子，其颜貌被称为龙颜，其身体被称为龙体，皇子皇孙被称为龙子龙孙；皇帝穿的是龙袍，戴的是龙冠，坐的是龙椅，睡的是龙床，走的是龙道，用的是龙砚，住的更可称为“龙楼凤阁”。

　　在现代，“龙”见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龙”的形象都含褒义。“龙”的形象代表了：善、美、神秘、吉祥、刚健、威严、力量和尊贵等。“龙”是十二生肖之一。传统节日中有舞龙灯、赛龙舟等活动。在壁画、建筑和器皿中常常出现“龙”的形象。与“龙”有关的姓名（龙永图、李小龙、成龙）、地名（龙须沟、龙门、龙井）、水名（龙江、龙川）、书名（《文心雕龙》、《天龙八部》）、物名（水龙头、车龙头）也很是常见。含有“龙”的汉语词汇更是十分丰富：望子成龙、龙腾虎跃、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乘龙快婿、画龙点睛、生龙活虎、龙马精神、鱼跃龙门、摆龙门阵等等［3］。

（二）英语文化中的“dragon”。

　　西方文化中的“dragon”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词源上看，“dragon”一词来自希腊词“drakon”，是“to see, to look at（看，看守）”的意思。传说中的 dragon 是看守财宝的怪物，长有翅膀，类似鳄鱼，生性凶残，口吐烈焰，令人望而生畏［3］。

　　希腊神话里就讲述了底比斯国王 Cadmus 杀死看守彼奥提亚一泉水的巨龙 Ladon 的故事。Cadmus 在杀死恶龙后，把龙的牙齿拔下来播种到地里。种到土里的牙齿很快长出了一些武士，武士们相互残杀，最后只剩下五个人。英语里的“to sow dragon’s teeth”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意为留下隐患，引起战争。

　　英国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和德国世界史诗《尼贝龙根之歌》都有杀死巨大 dragon 的故事。有研究称，在西方有关屠 dragon 的故事有一千多，这些故事中的 dragon 无一例外都是邪恶的，与人类为敌，需要英雄来铲除［4］。在《圣经》里面 dragon 出现多次。在《诗篇》中 dragon 总是代表着邪恶。《以赛亚书》和《约伯记》中均提到一条龙 the Leviathan，它“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迸的火星”，象征着邪恶的海中怪兽，“凡高大的，它无不藐视，它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在《约翰启示录》中的第十二章 The Woman and the Dragon［5］和二十章 The Thousand Years 部分里出现的“the huge red dragon with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and a crown on each of his heads”［5］，就是魔鬼撒旦。

　　在现代英语口语中，dragon 是性情暴烈的老妇人的象征（a fierce bad-tempered old woman），而俚语中“chase the dragon”更有用注射方法服用海洛因的意思。可见，西方文化中的“dragon”是一个贬义词，西方人一见到它就会想到邪恶。

（三）“龙”与“dragon”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的差异

　　“龙”与西方的“dragon”在现在几乎所有的词典中都被认为是两个互相对应的词，但二者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龙”与“dragon”除了有鳞有脚会飞之外，两者的重大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形相不同、习性不同、喻义不同［6］。在形相上，“龙”体长，体与尾界限不明显，一般无翼（据考古界发现，古代也发现过带有翅膀的飞龙，叫做“应龙”，但是并没有形成中国龙的主流形象），是有“九似”的变幻莫测、世间所无的神性动物；“dragon”体短，长得像蜥蜴，体与尾界限明显，而且有翼。在习性上，“龙”能兴云作雨，与水有关，成语有“龙潭虎穴”的说法；“dragon”能喷火吐烟，与火有关。

　　在喻义上，汉语中的“龙”为“高贵、威严”的象征，比如说在成语中有“龙凤呈祥”、“龙颜大悦”等说法；而在英语中，“dragon”却无一例外都是邪恶的，与人类为敌，是需要英雄来铲除的怪物。在现代英语的口语中，“dragon”的含义也是不好的。所以在西方人的心目中，“dragon”是“凶恶”的象征。

　　除此之外，它们在各自文化中的地位也是有天壤之别。“龙”是对许多种动物和彩虹等天象经过多元融合而产生的神物，其神性大而丰富；“dragon”只是对少数几种动物的集合，神性小而单一，而且“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不高，无足轻重。“龙”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是吉祥嘉瑞的象征。

　　根据陈德彰对中国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英、美、澳、加）的调查，多数中国人喜欢“龙”，认为“龙”代表着吉兆（26％），高贵（18％），力量（10％）等多种信念。而多数母语为英语的人对于龙有不好的联想：火暴（18％），神秘（16％），恐惧（8％），残忍（8％）［7］。所以，“龙”是一个极具地域文化色彩的（culture-bound）词，在翻译的时候必须采取适当的策略，否则会在跨文化交际中引起争议和混乱。

（四）“龙”与“dragon”的翻译

　　长久以来“龙”都被翻译成了“dragon”，或“Chinese dragon”。在英译汉时，dragon 也被翻译成了“龙”。在大多数的英汉汉英词典里，两者都被作为第一对译选项。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汉语里的“龙”在现代总的来说是一个带有褒义的神性动物，而西方文化中的“dragon”是一个贬义词，西方人一见到它就会想到邪恶。所以在翻译“龙”的时候是不宜翻译成“dragon”的。在翻译“亚洲四小龙”的时候，很多人都将“龙”的意象换成另外一种亚洲动物“虎”，但这终究不是上上之策，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反对将“龙”翻译成“dragon”甚至是“tiger”。

　　在翻译“龙”的时候，到底应当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呢？是保持“dragon”不变，给这个词添加新的义项，还是添加语境制约因素或限定词，如翻译成“Chinese dragon”等，还是采取音译法？

　　翻译家韦努蒂在《翻译再思》的前言里说：“翻译是今日有战略作用的文化活动”，从弱势文化翻译到像英语文化这样的强势文化中去的时候，要采取“异化”的“抗拒性翻译策略，制作既陌生又怪异的译文，有助于保存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8］。

　　所以，笔者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用汉语拼音 Long 或用英语世界已经有的“龙”的译法“loong”来翻译，向英语文化输入汉语文化特有的概念（意象）。至于英语中的“dragon”，笔者觉得从英语强势文化到汉语相对弱势文化，应该采取“归化”策略，也就是说要翻译成汉民族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形式，所以不妨翻译成“恶龙”。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并非所有的“龙”都是好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周处除三害，龙都是“害”［9］。有人提出要同样音译，如“劫根”等，则是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让“dragon”与“龙”完全扯不上关系。

　　但真正的“龙”与“dragon”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翻译问题，它更是一个跨文化交际和传播问题，因为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


二、“龙”与“dragon”的跨文化传播问题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中华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和民族重构的今天，作为中华民族图腾象征的“龙”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问题。在2006年12月24日举行的中国首届文明论坛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关世杰教授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龙”翻译成为“dragon”在语言学上是错误的。

（一）从文化的编码和解码的角度来看

　　从传播交流的编码和解码看，关世杰认为：“龙”翻译成“dragon”对树立中国国际形象不利。所以“龙”的英译名应该改掉，这种更改既必要，也切实可行。

　　交际是一个编码和译码过程，信息交流是一个编码和译码的心理活动。一种文化中形成和发出的信息，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该文化的接收者所领会的含义不一定相同。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而且在选择信息的时候“总是在寻找（常常是无意识地）那些能加强他们观点（先入之见或偏见）的信息，接受那些不合拍的信息是一种痛苦”［10］。

　　汉语中的“龙”的信息被编码向英语文化世界传播的时候，出现麻烦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编码是约定俗成的。在汉语文化群体里流通的东西一旦越过文化的边界与英语文化进行交流，就会出现前文所述的种种麻烦。

　　所以汉语文化的“龙”的概念在用英语重新编码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对象文化接收者的选择性、倾向性和认知特点。既然“龙”与“dragon”是两个完全不相关，不能进行比附的事物，那么在向外国人宣传“龙”，在介绍“龙的传人”和“望子成龙”等观念的时候，就应当采取另一种符号。如果采取“dragon”，哪怕是“Chinese dragon”，按照跨文化交际学的观点，都可能会引起英语文化接收者在解码的时候，由于选择性、倾向性和认知上的原因，将“龙”的概念不同程度地误解，与“dragon”扯上关系。笔者认为，Long 和 Loong 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事实上在英文中已经有很多将“龙”字翻译成 Loong 的例子。通过 BNC（British National Corpus）数据库可以查到很多例子。

　　虽然由于文化之间本来就存在不可通译性，而且采用新的译名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混乱，但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这两个译名会逐渐被接受。如果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应该会更快。一个例子就是韩国官方改“汉城”（Seoul）为“首尔”，虽然引起部分汉语接收者的不满，但现已经为汉语文化所接受。

（二）从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和词语的联想意义来看

　　不同的民族由于在地理、民俗、宗教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表达同一概念的词在各自独特文化传统下、必然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不了解这种联想意义的差别，就不能完全接受一个词所承载的全部语言信息量。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语概括为四类：

　　1）指示意义相同，联想意义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词汇；

　　2）指示意义相同，联想意义相同的词汇；

　　3）指示意义相同，在一种语言中有丰富的联想意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没有的词汇；

　　4）各自文化中特有的词汇，即文化中的词汇缺项。

　　贾玉新把“龙”和“dragon”所面临的问题归为第一类。他正确的指出“这些文化内涵不同的词汇在跨文化交际中以及在翻译等方面常常引起误解和导致交际的失败”［11］，但是他错误地把“龙”和“dragon”归类于“指示意义相同，联想意义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词汇”。

　　事实上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以及已经得出两者的指示意义是大不相同的，联想意义更是有如天壤之别。

（三）从话语权力的角度来看

　　关世杰在文明论坛上提到了另一个改龙英译的理由：从“龙”英译成“dragon”历史看，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话语力量建构的结果，这就涉及到一个超越了跨文化交流界限的哲学问题：如何看待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形象的认同和重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建立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福科话语权力和葛兰西“文化暴力”理论基础上的后殖民主义理论。


三、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龙”与“dragon”的跨文化传播与翻译

　　 当我们在讨论“弃龙事件”和“为龙正名”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在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或三十年前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

　　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自于后殖民主义思想。后殖民主义采用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12］。赛义德在《东方学》里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现在它正一天一天地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消失，它的时代已经结束”［13］。

　　也就是说，在西方话语中心者的眼里，原始落后和积贫积弱的东方只是一个证明了西方的强大的“他者”。西方虚构了一个适合自己利益要求的“东方”，并反过来将这个形象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机构，从而在语言上和文化上完成对东方的殖民和新殖民。在这个过程之中，东方语言文化再次陷入了被殖民、消灭的危险境地。

　　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打破东西二元对立的危险境地，而用一种东西方真实对话的态度来消解西方中心和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紧张关系。

　　所以，“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的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12］。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共时性”文化抉择置换成“历史性”的追逐，是危险和错误的。民族文化不存在优劣之分，只存在彼此交流和互补。我们的学者在学习西方、介绍西方的方面做得很出色，可以说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了世界，但是，迄今为止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做得仍然不够。

　　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东方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东西对话交流与摩擦碰撞成了我们时代的特点。当代中国人也正面临着变革自己传统文化，重建自己的民族形象认同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艰巨任务，在这种背景之下，讨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腾“龙”的形象和翻译被提上日程，成为亿万华人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为了确定“龙”的正确英译文，就要从语言层面的讨论开始，并在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上寻求理论支撑。


四、结束语

　　事实上，学术界对于“龙”的英译文不准确，迫切需要更改已经没有异议，现在关键问题是如何去改，由谁来改的问题。笔者认为，“龙”与“dragon”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了汉英语民族色彩词的翻译问题，是一个把“龙”作为中华民族图腾形象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更是一个在东西文化交流、民族语言文化以及民族价值观念重构的过程中的一个哲学问题。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们必须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另一方面，我们更要重视保护、发展和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让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建构，破除以西方的“文化霸权”为特征的西方话语权力中心。在学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不妨由政府来正式向外公布“龙”的准确英译（比如说“Long”或者“Loong”），对于“龙”的形象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的重构和传播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 苗苗. 该如何称呼你，中国龙[N]. 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2日第11版

[2] 刘志雄、杨静荣. 龙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3] 岑运强、沈云芳. 浅谈“龙”与“dragon”的概念及应用[J]. 语言·社会·文化. 2005年第11期：54-55

[4] 马仲荣. “龙”、“Klu”和“Dragon”——兼论翻译中词的文化不等值现象及处理[J]. 甘肃高师学报. 2005年第6期：8-11

[5] Good News Bible----Today’s English Version[M]. London: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80

[6] 宗福常、王菊泉.“dragon”是不是“龙”？[J]. 外语研究. 1996年第1期：45-47

[7] 陈德彰. 汉英动物词语的文化内涵[A]//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8] 韦努蒂.《翻译再思》前言[M]//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9] 赵培远、武 灵. 龙的文化内涵兼及英语的dragon[J]. 汉字文化. 2003年第4期：51-54

[10] 关世杰. 跨文化交流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1]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12]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3] 赛义德 著. 王宇根 译. 东方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