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摘选【附：黄佶编后记】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郭旭明（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湖南娄底 425100）

　　摘要：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l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关键词：意识形态；中国“龙”；翻译；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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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ragon——西方意识形态操纵下中国“龙”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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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马礼逊对“龙”和“dragon”的翻译我们不得不先谈谈他本人。马礼逊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他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 从 1809年到 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不仅如此，他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

　　从这可以看出，马礼逊们所从事的所谓传教活动，实际上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他们的非法活动受到了清王朝的抵制。因此，一方面出于本国政府的政治需要（代表当时英国殖民主义文化或社会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他们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代言人（马礼逊与他的助手们）的赞助人，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马礼逊与他的助手们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另一方面，马礼逊与他的助手们熟知这一套意识形态价值参数，因此也会自觉地避免触犯意识形态的天条，在他们认为允许的范畴内， 操纵他们有限的话语权力和诗学技巧；还有可能是出于个人恩怨，因为当时清政府对基督教的诸多限制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所谓传教活动。因此，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马礼逊先把“龙”字从龙华民的线脉附会以拉丁文的“drac”，然后再用英文为之“正名”曰：“dragon”。《约翰启示录》中的“dragon”（古蛇）当然亦以“巨龙”译之。这样，他在字典中把中国图腾“ 龙”译成了西方妖魔“dragon”， 借以达到帮助本国政府排斥中国和激起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厌恶心理。

　　在中国早期基督新教史上， 马礼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此他所编的这部词典成为日后出版这类词典的参考。此后至 1898年，这类词典都由西方传教士们编纂。而当时的所谓西方传教士，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此后由西方传教士们所翻译的各种中国古籍里“龙”的英译或各式《圣经》中“dragon”的中译遂“以讹传讹”。再加上十九世纪是英国和美国崛起的年代，英语变成举世的霸权语言，于是“dragon”一字随着英美两国的影响力四处流传，到处散播，甚至中国学者自己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编纂出版英汉词典时，因受英语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太甚， 在将 dragon 译成汉语时也没有将这个错误加以更正。因而可以说，“dragon”被错译成“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话语力量在华建构的结果， 即西方意识形态操纵“中国龙”英译的结果。

　　“Dragon”和“龙”的错误互译沿用至今，直接导致了中国“龙”在西方世界被误解和歪曲。在当代西方社会，“dragon”经常被用来形容悍妇、坏脾气的人、赤字、火灾、甚至恐怖主义。[9] 而在二战期间，西方各参战国和敌对的纳粹德国都彼此称呼对方为“dragon”。可想而知，和这些小则遭人厌恶、大则使人恐惧的事物同名，中国“龙”以及中国“龙”所象征的中国形象在西方是多么容易遭到误解和歪曲。因此，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 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增强， 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学者提出来要为中国“龙”正名。

（三）Loong——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操纵下中国“龙”的正名

　　当我们讨论“为龙正名”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会问：为什么不是在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而是现在才提出这个问题？ （过去或许也曾有个别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但至少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而现在是许多中国学者集体讨论这个问题，足见其被重视的程度。）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东方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东西方之间的对话交流与摩擦碰撞成了我们时代的特点。当代中国人也正面临着变革自己传统文化、重建自己的民族形象认同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艰巨任务，在这种背景之下，讨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腾“龙”的形象和翻译被提上日程，成为亿万华人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一些民族意识浓厚的学者认为以西方语言的“dragon”作为中国“龙”的文字载体是个严重的翻译错误，导致严重的文化误读，因而要将“dragon”摒弃不用，以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取而代之。因为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们必须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另一方面，我们更要重视保护、发展和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让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建构，破除以西方的“文化霸权”为特征的西方话语权力中心。因此说到底，目前关于中国“龙”的重译问题，其实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操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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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9，http://www.loong.cn/

　　作者简介：郭旭明（1973- ），女，湖南益阳人，硕士，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原载：云梦学刊，2009年第四期

【编后记】

　　这篇论文的内容很有意思，不过需要补充的是：马礼逊并非第一个译龙为 dragon 的人，早在十三世纪，马可波罗就可能已经把元朝宫殿里的龙雕塑称为 dragon 了。之后的外国人虽然多数译龙为 dragon，但也有译为 serpent，或音译的。1814年，英国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把“龙”字注音为 loong，随后，loong 作为“龙”字的音译，被欧美外交官和传教士以及海外华人使用，流传至今。马希曼也是英国人，也是传教士，也翻译《圣经》，是马礼逊的竞争对手。马礼逊一边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一边翻译《新约》，可能影响了在公司里的工作，在他完成《新约》的翻译之后，公司威胁要开除他。因此，意识形态因素在马礼逊译龙为 dragon 一事中到底占据多少分量，还可以继续进行研究。

　　根据编者了解的情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开始指出译龙为 dragon 是错误的，他们大多是翻译学界的资深学者。2005年，龙落选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后，主要是文化学界的人士在积极呼吁改译龙。例如在落选消息发布后的第二天，中国太平洋学会和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形象——龙的正名”学术艺术交流活动，建议译龙为 long；2007年，中国龙文化学者在兰州集会，发布兰州宣言，建议译龙为 loong；从 2015年到 2018年，两会代表多次提出改译龙的提案，也是文化界学者积极促进的结果。

　　相反，翻译学界的主流学者对改译龙持消极的态度，言多嘲讽和反对。这似乎能够证明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文化学界和外国交流不多，从各种渠道获悉 dragon 一词的本意后，很容易就意识到了译龙为 dragon 对保护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不良影响，而翻译学界则因为频频接触外部世界，沟通无障碍，谈笑风生，相谈甚欢，在情感上和下意识中自己已经和世界融为一体，又不断亲耳听见外国人表示自己知道中国人的 dragon 是好的，于是对改译建议不以为然。

　　实际上，即使不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每个翻译者和被翻译的事物之间多多少少存在一定的情感和利益关系，这些因素对如何翻译，应该是会有影响的。

　　龙和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前年发生了质的转变。过去，龙只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信仰，官方往往敬而远之，只求相安无事；而外国人用龙象征中国，只是他们单方面的行为，因此龙和中国政治的关系非常松散。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正式对外宣布“我们叫龙的传人”之后，龙已经和中国政治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因此，本文讨论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开始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事已至此，翻译学界的朋友们不能再把“龙”和“dragon”的互译视为两种物质在发生化学反应，而自己仅仅是站在烧杯外面的旁观者。翻译学者应该认识到，自己也是译龙问题的当事人，也是利益攸关者。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每个中国学者是和龙捆绑在一起的，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是这样，从现实的政治隶属关系上看，也是这样。一边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放的工资、科研经费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放的专家津贴，一边却对如何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亲口说出来的“龙”这件事情掉以轻心，不以为然，用很低的标准去衡量现有译文，把对外宣传的主动权交给外国人，寄希望于他们自己主动地正面理解 Chinese dragon，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吧？

（黄佶编辑，配图，2019年6月13日）

相关链接：

迄今为止最详尽的考证：龙是如何被译为 dragon 和 loong 的（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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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经历的“弃龙风波”（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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