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英：莫要文化畏缩

张勇先，外语爱好者，2008年6月20日
http://www.ryedu.net/syy/yywh/200806/7926.html

　　中国人觉得接受可口可乐、巧克力、威士忌这样的音译名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殊不知，外国人也很愿意接受饺子、馒头、油条的汉语拼音音译名称

　　从 1605年开始，在大约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国际流行的汉字注音方案几乎无一例外是西方人制定的。在这些汉字注音方案中，流行较广的当数“韦氏拼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1958年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以后，汉语拼音开始逐步走向国际舞台。

　　但是，目前在中国特有名词的音译和意译两方面存在着不一致和混乱。这种混乱不利于中外交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外交流。就中国人而言，在国际交往中，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文化畏缩的心理障碍。

中国人孟子变成了西方人门修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吴玉章先生曾将汉语拼音与“威妥玛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汉语拼音“比威妥玛式要方便合理的多”。吴玉章先生提到的“威妥玛式”即现在所说的“韦氏拼音”，一种用来给中文译音的拼音系统。“韦氏拼音”的创始人是英国人 Thomas Francis Wade，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是威妥玛。

　　出版于 1892年、再版于 1912年的《中英词典》中的汉字标音系统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韦氏拼音”，即英文的 Wade-Giles System。而今，汉语拼音在国际上的用途已经超过了“韦氏拼音”。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威妥玛式”拼音，作为中文译音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定以汉语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大学的图书馆已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使用汉语拼音。在国外的著名图书馆网站上，只要输入作者名或书名的汉语拼音，就可以查找到有关的中文图书和中文期刊。汉语拼音更能准确地反映汉语普通话的发音，汉语拼音在国际上的地位要高于“韦氏拼音”。

　　然而，汉语拼音在国内的地位却与中国的发展不相适应。在中国特有名词的汉英翻译方面尤其如此，拼写翻译混乱。比如，“孔子”和“孟子”的拼法是明朝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的拉丁语拼法。Confucius（孔子）和 Mencius（孟子）的拼写取自“孔夫子”和“孟子”的中文发音，再加一个拉丁语表示阳性名词的 _us 而构成。至后来，“孔子”和“孟子”的拉丁文写法用了英语读音，所以“孔夫子”和“孟子”的英语发音离汉语普通话发音越来越远。

　　至近代，西方人给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有的是根据北京的所谓官话制定的、有的是根据闽南方言、广东方言或四川方言制定的。遗留下来的是十分混乱的拉丁字母拼写形式。在中国方言较多的南方以及东南亚一带，姓胡的华人姓氏拼写是 Oh，姓吴的是 Ng，姓周的是 Chow。这些形形色色的拉丁字母拼写常常使国人觉得莫名其妙。音译的离谱曾导致一位中国著名高校学者将英文中的 Mencius（孟子）杜撰为西方哲学家“门修斯”，中文专有名词音译方面的混乱可见一斑。

福娃和中国龙的困惑

　　在中国特有名词（包括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的汉英翻译方面，中国人往往显得无所适从。问题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在音译时，中国人往往在“韦氏拼音”和汉语拼音之间摇摆不定，不敢大胆使用汉语拼音。由西方人制定的始于明朝末年、止于“二战”后期的形形色色的汉字注音方案至今仍旧困扰着我们。

　　“奥运会”吉样物“福娃”最初被译为英文的 Friendlies，之后又更名为汉语拼音的 Fuwa，这种事在奥运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006年12月8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播出《八成人建议给“龙”换译名》的讨论，人们对如何翻译“龙”这一名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大相径庭。有人赞成音译，有人主张意译。赞成音译者中有的建议用 long，有的主张用 loong。随着 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Beijing（北京）这个名称以更快的速度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但“北京”又有两个不同的译法，我们把“北京奥运会”中的“北京”音译为 Beijing，而在翻译“北京烤鸭”和“京剧”时，却用 Peking 来拼写。

　　2007年初，国家宗教事务局举办了“国际道德经论坛新闻发布会”。会议主席台蓝色大背景中的“道德经”用的是汉语拼音 Daodejing，而主办单位“中国道教协会”的英文却是 Chinese Taoist Association。同一场合的同一个“道”，却用了两种不同的拼法，前者用的是汉语拼音，而后者用的是“韦氏拼音”。在中国专有名词的翻译中，类似的不一致比比皆是。

　　对外国人给中国特有名词取名，中国人往往是听之任之，这种文化畏缩现象由来已久。1876年，李鸿章与威妥玛签定的中英《烟台条约》就是一个例子。威妥玛把中文的《烟台条约》译为 Chefoo Convention 是钻了大空子的：Chefoo 是烟台地区的一个小岛芝罘岛的音译。而 Chefoo 一词的拼写却不使用威妥玛本人倡导的“威妥玛式”拼音。史料记载，早在 1861年，即《烟台条约》签定十五年之前，这一地区就已经改名为烟台。威妥玛把“烟台”称为 Chefoo（芝罘）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时至今日，还有人愿意把“芦沟桥”叫做 Marco Polo Bridge（马可波罗桥），把“圆明园”称为 Old Summer Palace（老颐和园），把“长江”缩短为“扬子江”（Yangtzi River）。

　　在国际舞台上，各国都很重视命名。韩国首都（英文为 Seoul）由“汉城”更名为“首尔”是在争夺话语权，自然有其深刻的含义；“美国之音”（VOA）就伊拉克城市摩苏尔（Mostll）的英语读音还要展开音节重音的讨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外国人翻译中国特有名词，也有音译的时候。但很少用汉语拼音，其拼法比较混乱。如：“荔枝”的音译有三种（lichee，lyetlee，litchi）；“茶”的音译有四种（tea，cha，char，chai）；“太极拳”在英语中则有十二种以上的书面表现形式。在中国特有的普通文化名词的翻译方面，中国人历来显得比较被动。“青岛啤酒”（Tsingtao）和“茅台酒”（Moutai）以及其它数不胜数的中国特有名词的拼法如能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得到重新审视和斟酌，将对中外交流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产生积极影响。

享有话语权，需要中国人自己去做

　　《新牛津英语词典》是目前世界上收词最多、最权威的一本英英词典”。在该词典中，“毛泽东”先以汉语拼音形式出现（Mao Zedong），随后又标注“毛泽东”的“韦氏拼音”（Mao Tse-tung）；在“孔子”的音译 Confucius 之后注明 Kongfuze（Kung Fu-tze）。在这本词典中，“蒋介石”的译名是先用 Chiang Kai-shek，同时又标出其名字的汉语拼音（Jiang Jie Shi）。《新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者的精雕细琢和出版者的远见卓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其良苦用心令我们深思。就国际公认的“名从主人”的原则而言，中国人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中国特有的普通文化名词的意译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多数中国人将“饺子”意译为英文的 dumplings。枉费心机去寻找本来在英语词汇中就不存在的意译名称是文化畏缩的表现，用意译而不用音译等于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其实，英文中的 dumplings 是一种类似中国北方农村过去常吃的一种面食——疙瘩汤或拌汤，近似于新疆的拉条子。属于中国特有而西方没有的，我们应该以音译为妥，这样原汁原味，对方觉得新鲜，同时我们也可从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中国人觉得接受可口可乐、巧克力、白兰地、威士忌、麦当劳、三明治、沙拉、吐司、汉堡这样的音译名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殊不知，外国人也很愿意接受饺子、包子、粽子、元宵、汤圆、馒头、油条、粉条的汉语拼音音译名称。提供原汁原味的汉语拼音音译更能得到青睐，一味迁就迎合就意味着汉语话语权的丧失。在行使话语权方面中国人不够理直气壮，往往是主随客便，好心做不成好事：有时想把“豆腐”意译为 bean curd，有时又想音译成 tofu，不敢心安理得地使用 doufu。

　　总之，虽然汉语拼音最终彻底取代“韦氏拼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应该看到，汉语拼音在当今世界的“应用范围”和“规范化”是与中国的发展不相符的，中国特有名词在翻译中存在着的混乱现象，在中外交流中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故此，在翻译中国特色的文化名词时，第一，专有名词的音译应大力提倡使用汉语拼音；第二，在翻译中国特有的普通文化名词时，应该用汉语拼音音译，而不该用牵强附会的意译。有没有说话的机会是个话语权的问题；而有机会说话时，又有如何去说的问题，这同样是话语权的问题。

　　话语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一个民族的尊严。享有话语权，就意味着享有权利、权威和权力，而在行使话语权方面中国人应该坚持“名从主人”的原则。在必要的时候不敢理直气壮地使用汉语拼音是文化畏缩的表现。文化畏缩可能导致话语权的丧失。在国际交往中，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文化畏缩的心理障碍。全民意识和有力倡导是达到此目的的基础，在这方面，学术界尤其应该做出表率。

　　（原文没有标注作者身份，编者判断他应该是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勇先。）

　　1980年代初留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此后加入外交使团，在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工作。1989年任期结束回国，后于墨尔本大学学习并在该校教授汉语。

　　1994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英语发展史”、“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口译”、“英语文化与英语成语”等课程。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