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 lo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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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译龙是“是对国际话语主导权的放弃”?

黄佶,2017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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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读到广西科技大学外语学院熊欣教授的一篇论文,令人瞠目结舌。

  他在论文中写道:

  ……。如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我们在对外传播的译文中也常用“dragon”翻译“龙”,但因为东西方文化中对“龙”和“dragon”两个词的固有解读和认知存在差异,“中国龙”长期受到西方受众的误解,甚至被某些敌对势力故意歪曲。但随着中国对外国际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西方受众逐渐意识到“中国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蕴含,实现了对“龙”在价值理念上的认同和接纳。如今某些学者重提“龙”的译名替换,似乎显得有些矫枉过正,是对国际话语主导权的放弃。妥协与让步,永远是有底线的。在交流活动中,译者要始终牢记翻译活动“守土有责”,切忌为迎合西方而丧失对外传播翻译活动中的话语主导地位。【1】

  熊教授知道因为中国的龙被错误地翻译为 dragon,和欧美文化中最大的恶魔同名,导致“‘中国龙’长期受到西方受众的误解,甚至被某些敌对势力故意歪曲”,但他仅仅因为西方人逐渐了解了中国人对龙的理解,就反对重新译龙,认为是“矫枉过正”。

  如果 pizza 进入中国时,被错误地翻译为“砒霜”,能够因为中国消费者逐渐认识到“意大利砒霜”(pizza)不是毒药、而是一种美味食品,就不必重新汉译 pizza 一词了吗?

  一个正面的事物(龙,pizza),却在别国有着一个负面的名称(dragon,砒霜),这是能够容忍的事情吗?

  更荒谬的是,为龙改掉错误的外文名称、重新英译龙,居然被熊老师认为是“对国际话语主导权的放弃”,是“为迎合西方而丧失对外传播翻译活动中的话语主导地位”。

  难道坚持错误的译龙方法,反而是“对国际话语主导权的坚持”?这是“坚持”谁的“国际话语主动权”?是在坚持中国人的“国际话语主动权”、还是在坚持外国人的“国际话语主动权”?

  坚持使用几百年前外国传教士提出的错误的译龙方案,不正是在“迎合西方”吗?

  中国人明知这一翻译有问题,却不提出合理的译龙方案取而代之,不正是丧失中国人的“对外传播翻译活动中的话语主导地位”吗?

  熊教授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16BXW052),金额是二十万元人民币【2】。

注释

1,熊欣:主动把控对外传播中的译语话语权,环球视野,2016年10月29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14302.html。全文请见附件。

2,科大要闻:我校今年获 15 项国家基金资助项目。作者:科研处,2016年9月6日,http://www.gxut.edu.cn/news/view/id/3925。有关内容请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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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把控对外传播中的译语话语权

熊欣(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环球视野,2016年10月29日

  “讲好中国故事,掌握话语主导”关乎中国国际形象的树立和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的创造。对外传播的翻译活动中,译语话语权是主导国际社会舆论走向的权力,只有令译语受众明白的话语转换形式清晰地表达自身诉求,才能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声音。在中国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牢牢把控对外传播翻译活动中的话语主导,保持原语话语要素传递不走样、不弱化,是当前中国对外传播目的达成的关键环节。在硬实力提升的基础上,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国际诉求需要有合理的译语表现形式,如何通过扩大和增强对外传播活动中译语话语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有效把控话语权,相关研究刻不容缓。

  本土译者需有文化自觉

  缺乏中国文化自觉意识下的对外传播,无论其译语话语形式多么完美,都不可能实现传播活动的自身诉求。译语话语权建设必须结合中国走出去的翻译活动目标,建立起自己的译语话语体系和话语风范,并使之为译语受众接受和认可。译语话语权理论的构建是在呼应大传播背景下对翻译理论需求基础上的一次全新探索,即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方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跨界传播中的话语份额。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定义、标准,虽然迎合了译语受众的“口味”,但往往会陷入西方的话语及逻辑圈套之中,最终导致跨界互动中话语权的彻底丧失。

  就译者对外的译介活动而言,应该结合地方需求及发展现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强化自身的本土文化自觉意识,专注于让西方受众了解中国的国家事务及中国对某些国际事件的主张和立场这一本质需求。这需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对某些敏感话题,可以在正确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重写,而不是一味地逐字逐句翻译。讲好中国故事,译者本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是构建译语话语权的关键因素之一。译语宜采取平实的风格,确保原语语言传达的文化精髓和传播诉求得以忠实再现于译语语境,为译语受众认知和接纳,从而获取话语主导。

  在东西方间仍存在价值差异的今天,国内译者如果做不到“站稳立场,严守纪律”,缺乏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无法适当履行相关的翻译职责。林语堂在《月亮与臭虫》中说,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往往强势的一方会输出得比较多,而弱势的一方则会接受得更多一些。虽然这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规律,但有责任感的译者应对此保持警醒,深究原语内涵,采取注解等形式进行语义背景的补全。

  了解受众需求,把握话语导向

  译语话语权下的话语关系也是一种语言关系,体现了对外传播活动中进行原语转换的话语发出者和译语话语受众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受众需求往往决定着对外传播活动中话语议题的选择与设计。同时,还要对我国的一些重要议题,如“和平发展”、“一国两制”、“一带一路”、“中国梦”、“民族和谐”与“科学发展观”等,用受众看得明、听得懂的话语讲清楚,说透彻,方能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主张和诉求,发出中国的声音,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化,希望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语言和文化越来越受到西方学生的喜爱和欢迎。中文语言教育也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了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之中,所以,在对外传播的翻译活动中,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将中国的话语体系及文化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传播到西方话语体系和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以适应译语受众对中国语言文化持续增长的兴趣需求。通过作为一种社会技艺的语言意义的传递,使译语受众从信息需求和价值观念上接受、认同中国理念,从而把握对外传播翻译的话语导向。

  在对外传播的译语话语活动中,必然存在着语言沟通中的某些妥协和让步,因为交流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尊重双方语言及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话语活动来各取所需。如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我们在对外传播的译文中也常用“dragon”翻译“龙”,但因为东西方文化中对“龙”和“dragon”两个词的固有解读和认知存在差异,“中国龙”长期受到西方受众的误解,甚至被某些敌对势力故意歪曲。但随着中国对外国际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西方受众逐渐意识到“中国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蕴含,实现了对“龙”在价值理念上的认同和接纳。如今某些学者重提“龙”的译名替换,似乎显得有些矫枉过正,是对国际话语主导权的放弃。妥协与让步,永远是有底线的。在交流活动中,译者要始终牢记翻译活动“守土有责”,切忌为迎合西方而丧失对外传播翻译活动中的话语主导地位。

  译语话语权下的造词认知

  翻译活动中的造词,很大程度上是将两个词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一个意义合成词或全新语义词。语际之间的造词手法常常表现为通过直译、音译、直译 + 音译、音译 + 直译等构成新的译语词汇;而语内非外来新词的构造往往通过两个词(字)之间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全新语义词。如 2016 年英国脱欧而产生的 Brexit(Britain + exit 英国脱欧)及其派生词 brexiter 和 brexiteer、Bremain(Britain + remain 英国留欧)。又如 email(electronic mail 电子邮件)、flash mob(快闪族)等就是语内合成造词。中国对外传播过程中亦通过造词的手法形象生动地向译语受众传递着中国的声音,如中国语词英译时的 mahjong(麻将)、tycoon(大款)等音译造词;smilence(smile + silence 笑而不语)等合成造词;Long kudo(龙虎斗)、taikongnaut(太空员)等音译 + 意译产生的新词;gelivable(给力)、Gobelieve(狗不理)等音译派生造词;vegetable basket project(菜篮子工程)、phoenix man/guy(凤凰男)等直译造词。

  在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翻译过程中,适当运用造词手法,不但有利于形象生动地传达原语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丰富了译语语词库,实现了传播的双赢。

  (本文系 2016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对外传播中的译语话语权研究”(16BXW052)成果)

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143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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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要闻:我校今年获 15 项国家基金资助项目

  2016 年广西科技大学获国家基金资助项目清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XW052
  熊欣,外国语学院,对外传播中的译语话语权研究
  批准金额二十万

http://www.gxut.edu.cn/news/view/id/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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