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摘选

译龙为 loong 是中华文化参与全球话语体系构建的主动出击

原标题：“龙”的翻译及其跨文化阐释 —— 关于“龙”“dragon”和“loong”的思考

申雨夕（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有关“龙”与“dragon”互译的思考由来已久，而近年来，“龙”的英译问题再度受到关注。这一翻译问题并非单纯的语言问题，还更多地关乎“龙”和“dragon”在相互阐释中的概念重构和权力博弈问题。“龙”在中国语境中正在发生着语义演变，且与“dragon”正在展开权力话语之争。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看，颠覆“龙”与“dragon”对译关系，对汉语“龙”的对外翻译进行改译，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龙”；“dragon”；翻译；语义流变；跨文化阐释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将“龙”的英译问题再次推到人们面前。……。贾平凹及众多学者对改译“龙”的提议与回应，其实质是看到了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语境下的“dragon”的象征意义不完全对等，并看到了这两个不对等的文化符号进行强制关联将造成不良后果。

一、从帝王龙到中国龙

　　……

二、从中国龙到西方 dragon

　　……

三、从西方 dragon 到中国 loong

　　再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龙”之改译提案上来。当前语境下，“龙”和“dragon”互译显然已不合时宜，“龙”的改译问题再度被提起，这在语言、话语和传播三个方面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dragon”到“loong”的改译是适应当前新语境下原初的所指和变化了的所指之间不对等关系的客观需要。如文章第一小节所述，当前，“龙”的概念已经从帝制王权的符号演变为全球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的载体，原先与“龙”进行相互阐释的“dragon”已经与语义不断丰富和拓展的“龙”明显错位，因此有必要进行改译。

　　其次，从“dragon”到“loong”的改译是突破西方话语封锁的必要选择。贾平凹及一些学者的改译提议无疑是看到了当下用“dragon”来阐释“龙”是“暗藏私货”的一场政治较量。西方通过自我文化的“dragon”来认识他者文化中的“龙”，将自己对中国的想象融入了所谓客观的观察之中，而如今又用自己的语言将夹杂了西方政治立场和主观臆想的东方学知识再强加给中国，造成了西方“塑造”了东方的循环局面。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更多人从这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视角，认识到了东西方话语权利的不平等问题。但多数后殖民理论家所做的只是揭示蕴含在殖民话语中的权力关系，至于如何重新建构东方话语和东方形象，并非后殖民主义的要义。……。

　　而当下国内用“loong”代替“dragon”作为“龙”的西译的提议，便是面对“破而不立”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切实采取行动，建立自我话语，突破西方话语重围的必要选择，其实质是通过夺回对中国“龙”的“命名”（naming）权力，以重塑中国文化形象，转换东方知识的范式，积极参与全球话语体系的构建。

　　最后，也是本节重点探讨的，从“dragon”到“loong”的改译是促进跨文化阐释与跨文化交流的一次视角转换。中国龙成为西方 dragon 与成为中国 loong 的这两次翻译，都是中国文化面向西方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但在这同一流向的传播中，跨文化阐释的视角发生了转换。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沿用西方传教士“dragon”这一对中国“龙”的翻译，这其实是中国在对外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文化立场，立足于西方内部的文化立场和话语场域，借助西方人对“dragon”的“前理解”来构建“龙”在中国语境中的文化图景。如上一小节提到的，这种隐喻式的跨文化理解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在不同事物中的相似性直观”的相似性替换。借助隐喻，不同文化语境的人才得以暂时突破其语言为其认知方式树立起的藩篱，从而“感同身受”地理解“他者”。这种主位（emic）的跨文化阐释通过弱化他者文化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降低了实现跨文化理解的难度和成本，因而是一种较为经济的传播路径。

　　但问题是，这样的跨文化阐释只是“传播”而并非“交流”。从中国龙到西方 dragon，西方文化从未走出自我文化的封闭状态， 自我文化的惰性会抵抗他者文化的异质性，在降低跨文化理解成本的同时也排斥了他者文化资源的涌入。……。换言之，一种文化的“前理解”会给该文化带来“当局者迷”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西方用自我文化来理解和命名“龙”这一异质性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理解自我、扩张自我的过程，而一旦其越过了方便文化间理解的合理范围， 就会构成对他者文化的侵犯，文化帝国主义便由此产生。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当“dragon”成为“龙”的对等物进入西方语境时，“龙”的概念其实是静默无声的，在“dragon”为其发声的过程中，“龙”概念的源价值就在另一种语言体系和文化语境中走失，其在跨文化阐释中的缺位使得两个文化间的互动成为了强势一方的“独白”而非双方的对话。面对这一矛盾，“loong”这一直接音译的出现似乎为“龙”与“dragon”之间的跨文化阐释与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新的路径。对西方语言体系和文化语境而言，“loong”这一外来词打破了西方“dragon”所携带的文化前理解及其与中国“龙”的语义捆绑，通过陌生化的语言能指，可以引导西方走出其自我文化的封闭圈，从西方文化外部重塑“龙”的文化图景及其走失的源概念。而“龙”所植根的中国文化对“龙”的阐释，自然具有任何他者文化所缺少的“视觉盈余”。……。

　　因此，“loong”是中国文化的“我之自我”发出的声音，可以与西方“dragon”所代表的“他者之我”在跨文化阐释的过程中展开对话，从而促进“龙”的概念在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流动与自我充实。

　　“龙”从“dragon”到“loong”的改译，是中国文化面向西方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所发生的由代入式阐释到外位性阐释的一次视角转变。“loong”这一能指原本不属于中西方任何一种语言体系，但却在两种文化语境碰撞中，依赖于双方重叠的边界得以产生。基于两种文化间共性的“loong”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参照，“龙”与“dragon”这两个文化概念的差异性才得以凸显，而被凸显的差异性所导致的两种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又反过来维系了文化间的差异， 对双方在自我文化本位视角下理解和阐释他者文化并走向某一文化的不合理的自我扩张具有抑制作用。

　　综上，“龙”的改译呼声由来已久，至今未绝，其原因在于“龙”这一文化概念在中西间的跨文化阐释和跨文化交流中，客观上受到了其所指概念飘忽不定的影响，主观上又有刻意而为的政治权力因素介入。而当下中国学者将“龙”从“dragon”改译为“loong”的提议，不仅是“龙”在中国文化语境内部的角色和内涵发生变化的客观使然， 也是中华文化在与他者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参与全球话语体系构建，参与文化间对话与全球文化书写的主动出击。从“dragon”到“loong”的改译是纠正当前新语境下原初的所指和变化了的所指之间不对等的必要举措，是突破西方话语封锁的一次尝试，也是跨文化阐释与跨文化交流的一次视角转换，意义重大。

　　但是问题在于，“loong”是由中国文化赋予其概念意义的，能否为作为他者的西方文化所接受？“龙”与“loong”的勾连在西方语境中是否能够实现？如何实现？ 以“loong”为载体的“龙”文化传播会不会只是在西方文化前的自言自语？引导他者走出西方本位文化的封闭圈的“loong”，是否会走向另一个中国本位文化的封闭圈？无论如何，文化间自我与他者的交流，应该是对话与和声，而非独白，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阐释也不会是一个绝然的主客相分的过程。只有主客交融的跨文化阐释才能让一种文化的“我之自我”与“他者之我”相遇，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才能实现“视域融合”，从而共同书写并充盈全人类文化。

　　原载：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7月，第 32卷第 4期

　　作者简介：申雨夕（1995- ），女（回族），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翻译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

　　【编后记】申雨夕同学这篇论文对改译龙为 Loong 的意义的阐述，把我很多似有似无的感觉说出来了，并且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我看了好几遍才基本看懂，以后细读，可能还会有新的、更深入的理解。论文最后一段的担忧既有必要，也无必要。有必要，是因为音译了龙并非万事大吉，还需要用外语介绍什么是 Loong，也许还需要借助图片和视频等手段；没有必要担忧，是因为外国人并不愚鲁，看了对 Loong 的介绍，应该很快就能 get 到要点。中国的儿童能够学会很多外来音译词，很多音译词更是已经成为中文的一部分，外国成年人对来自中国的 dama、chengguan、gaokao、wanghong、tuhao 都没有理解障碍，因此对 Loong 也不会有理解困难。“幽默”这种至今难以定义的抽象事物的名称也能被中国小学生耳熟能详、信手拈来，Loong 至少比“幽默”容易解释多了，龙至少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黄佶编辑并配图，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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