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式式”的误读跨时空的文化交流

作者：潘耀昌，2019年4月10日，美术报

　　在跨时空的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因翻译、解释的语言障碍带来理解的困难，造成不同的理解，由此引发出误读和误解的问题。这里所关注的是有影响的误读、误解，及其有创意的发挥。

　　误读或曲解起于人际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跨越时空、相互隔阂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出于世隔言殊，物移名变，语言困惑不可回避。文艺作品最难诠释，艺术和艺术史的语言，无论是图像记号还是词语文字，都会造成歧义，但不管怎样，交流还得进行。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就翻译而言，解读原本（包括图像）离不开译释，各种版本见仁见智。对古人或外邦人士的思想文献，我们接触的渠道不外乎原本、译本、译本的译本。由于语言局限，更多人是间接通过别人转述，或译注本来了解原本的。因此，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原本，更不用说，原作者思想变迁和版本变更等更为复杂的情况。其实美术作品的解读又何尝不是如此。

　　正读与误读存在一种辩证关系。解读的初衷在于准确，但偏离原意在所难免，何况还有六经注我式借题发挥，其本意并不在乎正确解读原作，而是从中找到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启示，然而，这种似乎不太负责的做法有时有其积极意义，也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艺术史上这种误读现象比比皆是。

　　钱钟书屡屡指出古文、外文的文字解读中的误读现象。例如，古书提到“人皇九头”，后人理解为一人有九个头，于是演变成神话。但实际上，“九头，九人也”，“九头，兄弟九人”，盖因古代人数以头计，西方亦有此说法。在文献解读过程中，一步一个陷阱，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其中。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把龙（long，loong）翻译成英文 dragon，在跨文化交流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误读。在西方话语和意识中，dragon 被看成是邪恶的，而在当今中国话语和意识中尊贵而神奇的变幻莫测的龙，因为翻译变成了与 dragon 同类，因此有时显得不那么招人喜爱，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就其消极影响而言，这种误读也许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误读，自然也见于艺术史，例如，上世纪中国传统绘画研究中，西方学者主导的，将中国绘画空间处理置于透视话语体系基础上的解读和批评，一度非常盛行，从喜龙仁到方闻，这种误读的影响导致形成了中国画空间研究的语境，由诸如反透视、反转透视、等角透视、移动透视、全景透视等术语构成。殊不知传统中国绘画中不存在透视的话语。

　　我们的话题正是讨论艺术史中的误读和曲解，除了鉴别其中的错误所在之外，更关注其产生的影响和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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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耀昌（1947.5～），别名连屹，广东新会人。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文学硕士。擅长美术史论。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曾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任教，创办《美术报》任副总编。 现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兼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主持 '98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研讨会。目前研究项目是《中国书画理论评注丛书第七卷（清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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