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正确理解概念翻译的本质

黄佶，201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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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概念，尤其是“一带一路”这样的政治概念，内涵非常丰富，不是靠概念名称中区区几个汉字或几个外文单词就能够表达清楚的。因此，概念翻译实际上是为一个概念在外文中创造一个符号，以此代表这个概念及其丰富的内涵。 如果没有经过阅读或听过介绍，即使一个中国人猛一看见“一带一路”四个汉字，也是不知所云的。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猛一看见“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广场协议”、“欧佩克”、“塔利班”等等时，也都是不知所云的；如果直接使用外文缩写，例如 APEC、WTO、TPP，那中国读者更是一头雾水了。但只要看了介绍，立即就知道了。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译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和译为“Yi Dai Yi Lu”没有本质区别。但是使用哪国语言翻译，能够体现译文背后的话语权，或文化特色。如果不希望“一带一路”译文的中国色彩过于浓烈，导致非亲华人士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抵制情绪，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其译文使用国际通用语言英语翻译的确更为合适。

印度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带子是为狗准备的，我是虎！”
这位时政漫画家下笔真毒。
翻译真难，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中性的“belt”居然被这样解读。

　　概念的译文只是一个符号，要使外国人知道其含义，当然需要注释或解释。

　　概念翻译实际上由两个环节组成：1，用外语创造对应的符号；2，用外文对其进行解释。解释可以分为短注释和长注释两种。短注释用于文章中间或说话的时候，长注释用于脚注或辞书。

　　但是很多人，包括翻译学界的很多专家学者，把“翻译”和“注释”、“解释”相混淆了。下文作者、外交部的易凡先生说：“林毅夫先生提出的‘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s’的译法，较好地兼顾了翻译和传播的需要，在非正式场合不失为有效的译文”。但如果“一带一路”这样翻译，外国人每次提到一带一路时都要说这么一长串文字，是要累死的。

　　概念译文是要实际使用的，在不导致歧义的情况下，越简短越好，尤其在非正式场合。

　　林毅夫的译法实际上是不能作为译文的，但能够作为短注释。例如，在文章中或讲话时第一次出现 B&R 时这样注释：

　　B&R（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s）

　　这样一来，外国人就大致了解什么是 B&R 了，在下文中看见没有注释的 B&R 时，不会毫无头绪了。

　　外语广播中的实际例子：Yeast, like humans, are living organisms with DNA. DNA is short for deoxyribonucleic acid. On long strings it carries the genetic instructions used in the growth, functioning and reproduction of all living things.

　　易凡先生认为译龙为 Loong“忽视了受众的感受，难以起到应有的传播效果”。

　　想必易先生已经知道：dragon 是欧美文化中的恶兽，象征邪恶与非正义。所以，译龙为 dragon 产生的传播效果完全是负面的。和中国说话者想传达的意义截然相反。为中国特有的龙、中国的象征物创造一个来自中文的专用外文符号 Loong 能够避免误读，同时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因此，重新译龙恰恰是为了“起到应有的传播效果”。当然，在启用 Loong 的早期需要在各种场合对 Loong 进行解释，包括短注释和长注释，以便外国受众理解。

　　口译人员在翻译时，时间非常有限，对一些新的概念无法在现场进行很详细的解释。但是，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外国记者都会仔细研究，他们会在新闻发布会之后，仔细了解这些新概念的含义。所以，外交部的口译人员不必把所有的翻译和注释任务都揽下来，而要充分发挥其他人的力量，除非之前已经有了官方的标准外文解释。

　　当年的“Bu Zhe Teng”这一译文堪称典范。

　　显然，只有深刻理解了概念翻译，才能搞好对外翻译工作。

　　要搞好翻译，尤其是搞好外交翻译，只精通外文是不够的，还要精通历史、文化和政治，能够从外国受众的角度去理解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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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带一路”看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英译

外交部，易凡，青春外交，2016年3月16日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合称“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引发热烈反响。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一带一路”全称的英文译文确定为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简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问世以来，一直流传着五花八门的“山寨版”译法。不少国外媒体或专家学者按照自己的解读进行翻译，个别译法流传甚广。

　　比如“One Belt and One Road” 或“One Belt, One Road”，缩写为“OBOR”； “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甚至还有“Yi Dai Yi Lu”这样的音译。关于“一带一路”的定位，也出现了strategy（战略）、project（项目）、program（规划）、agenda（议程）和plan（计划）等不同用词。

　　这些译法虽然抢眼，但问题不少。“一带一路”涉及的并非只是一条经济带和一条丝绸之路，而是一个系统的网络，翻成 OBOR 并不准确。且“战略”、“规划”等措辞可能令外界产生军事安全方面的联想，不符合“共建、共商、共享”的精神。

　　为规范相关译文，近期有关部门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发布通知，重申“一带一路”的英文简称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并将英文缩写确定为“B&R”。同时，为体现“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建议采用“initiative”一词作为“倡议”标准译法。

　　规范“一带一路”英译法的必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在内的各种倡议或口号，一大目的就在于突破西方舆论垄断，争取和拓展国际话语权。如果在倡议提出后不能及时推出权威官方译文，往往导致误解甚至曲解。

　　在“One Belt and One Road”的译法已经先入为主的情况下，官方译法的国际传播势必需要再宣传和再普及，从传播学规律上讲容易事倍功半。

　　由此引伸出的问题是，中国式的政治语汇究竟要怎样翻译才好？简言之，既要注重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又要考虑英文受众的表达习惯和接受程度，不能顾此而失彼。

要注重实效

　　翻译和传播密不可分，传播是翻译的目的，翻译是传播的途径。

　　在“一带一路”各种译文版本中，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先生提出的“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s”的译法，较好地兼顾了翻译和传播的需要，在非正式场合不失为有效的译文。与之相比，以拼音的方式将“一带一路”音译为“Yi Dai Yi Lu”，则未免有些不知所云。这让人联想到有学者提出，英文中的“dragon”往往指西方神话中的恶龙，建议使用“Loong”来翻译中国的“龙”。这种译法固然做到了以我为主，但却忽视了受众的感受，难以起到应有的传播效果。

要准确、到位

　　重视受众的感受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原文，导致背后的政策内涵 lost in translation（迷失于翻译之中）。毕竟“信、达、雅”三原则中，“信”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

　　同样以“一带一路”为例，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从倡议涉及的内容角度出发，提出“the pan-continenta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initiative/agenda（跨大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倡议/议程）”的译文建议，无论在选词还是文法结构上都相当地道，但实际上基础设施建设只是“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诸多领域之一，用基础设施作为核心词显然不足以反映“一带一路”的丰富内涵。而“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的译法则与美国在中亚地区推行的“新丝路计划”类似，容易产生混淆。

　　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译文，应当在突出中国特色和推动对外传播之间找到平衡，其根本就在于对政策内涵的准确把握。

　　例如：

　　“科学发展观”，如果直译为“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容易让人感觉此项政策与科技发展相关，导致错误理解。“科学发展”实质上指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用“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译法，摆脱字对字的翻译，反而更能体现其政策内涵。

　　再如：

　　“命运共同体”一词，原先译为“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但在英文语境中，“destiny”一词和中文“命运”有较大差异。英文中的“destiny”更接近于“宿命”，无法改变，而“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各方共同努力，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使用“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的译文，虽只是一词之差，但更加积极和准确。

　　政治语汇的翻译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而应当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争取在提出重大倡议时同步发布译文。翻译者应当及早介入，有时间学习政策、吃透政策，在此基础上形成兼顾准确性和传播性的译文，甚至从传播效果的角度对原文措辞提出建议。多一点“未雨绸缪”，就会少一点“亡羊补牢”。

（转载自外交部团委的微信公共号“青春外交”，黄佶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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