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争议及研究(黄佶著,2021年12月版) (部分图片说明在文末) 第九章,跨文化翻译:研究和思考 9-1,译文是否合适决定跨文化传播的成败 1,“经验域”和“意义空间” 信息传播过程是一个符号的传播过程。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对一个信号的理解是相同的,信息才能顺利传播;否则就会出现“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的现象。 根据传播学创建者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传播模型,只有发送信号和接受信号的人的“经验域”(field of experience)有重叠部分,即有共同的经验域(field of common experience),他们对信号(signal)的理解才会相同,传播才能顺利进行[1](图9-1-1)。 图9-1-1,Schramm's Model of Communication(施拉姆传播模型)。黄佶制图。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郭庆光说:“在人类的社会传播中,任何符号都与一定的意义相联系。换句话说,人类传播在现象上表现为符号的交流,而实质上是交流精神内容,即意义(meaning)。”[2]“意义的交换有一个前提,即交换的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每个社会成员的意义空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但意义的交换和互动只能通过共通的部分来进行。”[3] 因此,郭庆光的“意义空间”和施拉姆的“经验域”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区别也许在于:前者以被传播的符号为中心,而后者以符号的传播者为中心。 各国人民对“白大褂”、“防护服”这些符号的经验是相同的(图9-1-2),对它的象征意义不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对左图中的动物就不是这样了。中国人可能无法理解伊朗漫画家为什么要把新冠病毒比喻为“龙”。 2,信息的准确传播需要发送者和接受者的“意义空间”完全重叠 在传播过程中,如果双方关于同一个符号的意义空间只能部分重叠,那么传播就可能失真,甚至失败。 在英语中,龙和杜拉根现在共用一个传播符号:英文单词dragon。对西方人来说,这个符号的意义空间包括“残暴,邪恶,强大,有力”等概念;而中国人将这个符号理解为“龙”,其意义空间包括的概念是“强大,有力,吉祥,尊贵”等(图9-1-3)。 当中国人用dragon这个符号向欧美人描述龙时,欧美人感受到的意义中只有“强大,有力”是符合中国传播者原意的,但他们根本不会产生“吉祥,尊贵”的感觉;相反心里会出现“残暴,邪恶”的概念,和中国传播者的愿望截然相反。当中国人向外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the offspring of dragon)时,外国人感受到的不是中国人要继承辉煌的中国文化,而是以为中国人在宣称自己是恶魔撒旦的后代,因此感到非常疑惑。这种跨文化传播显然是失败的。 在汉语里,“龙”这个汉字是中国龙和西方杜拉根共用的传播符号。西方人用“龙”这个符号向中国人介绍杜拉根时,中国人也不会感受到“残暴,邪恶”,反而会出现“吉祥,尊贵”的感觉,他们会奇怪:为什么西方人要把杀死“龙”(实际上是杜拉根)的武士尊为圣人?这一传播过程显然也是失败的。 3,东西方交流会扩大相关符号的意义空间 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发展,西方人认识到“dragon在中国代表龙,龙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人喜欢龙”,而中国人也获悉“欧洲的‘龙’是凶恶丑陋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关于dragon和“龙”这两个符号的意义空间都扩大了(图9-1-4)。 这两个符号的意义空间扩大后,同时包含了褒义和贬义,如何解读符号的意义,就涉及其它客观和主观因素了。如果提及dragon的是中国人,那么外国人就可能把dragon解读为瑞兽龙;如果是外国人在谈论dragon,其他外国人则把dragon解读为恶魔杜拉根;如果外国人对中国人有好感,那么他可能会正面理解dragon;如果相反,则可能会负面解读dragon;如果外国人本来对中国持中性立场,那么当他听到赞扬中国的宣传时,他可能会正面解读dragon,而如果听到的是攻击中国的宣传,他可能负面解读dragon,等等。 这不仅使跨文化传播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也大大增加了外国人的麻烦。就好像中文“意思”一词的意思有很多,而且很微妙,中国人要搞清楚别人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不得不根据上下文和说话的场景,根据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正在进行的事情等等很多因素,努力判断各个“意思”具体是什么意思。老舍写的话剧《茶馆》中有一句台词:“你还好意思把这点小意思变成不好意思吗?”这句话就非常有意思,三个“意思”具有截然不同的意思。 中国人的“方便”也让外国人理解起来很不方便。网上有一个段子:几个中国人请外国人吃饭时,一个中国人打了声招呼:“我去方便一下”,就走出去了。其他人向不解的外国客人介绍了一下什么是“方便”。晚宴结束后告别时,一位中国人对外国人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想去拜访你一下。”外国人一下子石化了。 4,一个符号对应多个对立含义时,应该另建新符号 把汉字“龙”翻译为dragon,实际上是让dragon这个符号同时对应“西方恶魔”和“东方瑞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在外语中应该为龙建立一个新的专用符号,并帮助外国人建立对应的意义空间;同时也在汉语中为杜拉根建立一个新符号。 实际上,即使差异不大的事物,人们也愿意建立不同的符号来一一对应。例如武术、拳击、跆拳道和泰拳等都是徒手技击术,既可以进行非杀伤性的比赛,也可以用于实际的攻击和防卫,但中国人没有统一使用“武术”来称呼它们,而是分别创建了不同的词组,与其一一对应。大众也一一建立相应的意义空间。在外语中它们也各有专用名词。虽然这样做看上去比较繁琐,但能保证传播的精确无误。 考虑到人脑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建立新的符号和对应的意义空间,在“硬件”(大脑容量)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人们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学习或拒绝新的符号,或忘记旧的符号,清除不再需要的意义空间信息。那些对技击术没有兴趣的人会用一个统一的符号来对应世界上所有的技击活动:“打架”。 在中文里为dragon专门建立一个符号“杜拉根”,在英语里为龙专门建立一个符号Loong,使dragon和“龙”这两个符号的意义空间不再相互干扰(图9-1-5),跨文化传播就能顺利进行了。 图9-1-5,示意图: 为dragon和“龙”在中文和英文里各建一个新符号。 黄佶制图。 5,彻底改变一个符号的意义空间不如另建一个新符号 一些论者主张在继续把龙翻译为dragon的同时,大力宣传中国文化,使西方人改变对dragon一词的理解,不再把杜拉根理解成恶魔,而是理解成象征吉祥和力量的瑞兽。 这实际上是要彻底改变西方人关于dragon这个符号的整个意义空间。即使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也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俄罗斯人视杀死杜拉根的英雄为守护者,在自己的国徽上画了英雄杀死杜拉根的图像。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罗斯国民大会做年度报告时,就站在缀有俄罗斯国徽的国旗前(图9-1-6)。如果想让俄罗斯人改变对杜拉根的认识,将其看作风调雨顺的恩赐者,并修改国徽图案,有可能吗?我们中国人有可能彻底改变关于黑色的意义空间,将其视为象征喜庆的颜色吗?显然不可能。 一个符号的意义空间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并代代相传的,不是轻易就能够彻底改变的。与其花费巨大的力气,使几十亿外国人彻底改变dragon一词的意义空间,还不如在英语中建立一个对应“龙”的新符号,并帮助外国人建立起对应这个新符号的意义空间。 我们不必担心外国人掌握不了新符号或学习得很慢。实践表明,只要看了简单的介绍,相应的意义空间很快就能够建立起来,并投入实际应用。笔者因提倡把“龙”翻译为Loong而收到一些外国人的来信。虽然有些人不赞同笔者的观点,但他们在给笔者的第一次来信中就使用了Loong作为“龙”的符号,以下是摘选出来的一些内容: I am an American and there are many people here and in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hat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western dragons and Chinese Loong (I did not know this was their name in Chinese: Something new to know!)(我是一个美国人,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的很多人能够区分西方的杜拉根和中国的龙(我过去不知道它们的中文名称,这是应该知道的新知识!)) Other people in the West who either don'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dragons/Loong or are too closed minded to care are lost to any kind of cultural campaign China might use during the Olympics anyway.(不论怎样,那些不知道不同类型的杜拉根/龙之间的差异,或对此不感兴趣的其他西方人,会误解中国在奥运会期间可能举行的任何形式的文化活动。) You said you would like to educate foreigners about the loong or dragon. As an American Bible Prof. I would also like to educate people about the bible word for dragon. The word Loong in chinese is the same as a dragon in the English. The chinese bibles even use the word loong for dragon. It is used 13 times to depict evil or the devil (Satan). ...”(你说你要告诉外国人关于龙或杜拉根的事情。作为一个美国《圣经》教授,我则要告诉人们《圣经》中对杜拉根的描述。中文里的“龙”字和英语里的dragon是一样的。中文版本的《圣经》甚至使用“龙”字来翻译dragon。它被用了十三次,来描述邪恶或魔鬼(撒旦)……) Subject: Loong not dragon. I have just read the story on the BBC about how the Chinese Olympic Association have decided that westerners see dragons as enjoying "a low cultural rank", and mix them up with the Chinese Loong. I think that although they are right about the mix up, the academics who advised the Olympic Association about the cultural value of dragons are very wrong.(邮件主题:龙不是杜拉根。我刚读了BBC的报道,中国奥组委断定西方人认为杜拉根在文化上是低劣的,并把杜拉根和中国的龙混为一谈。我认为,尽管中国奥组委认为‘西方人把杜拉根和中国的龙混为一谈’是正确的,但奥组委的学术顾问们关于杜拉根文化价值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e Loong? When was it first mentioned in ancient literature? Why is the Loong deaf?(龙的起源是什么?它什么时候在古代文学中第一次被描述?为什么龙是聋的?)。 实际上,为一个事物重新建立传播符号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新中国在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之后,很多商品不再进口,“洋火”、“洋钉”、“洋灰”等名称分别改称为“火柴”、“钉子”(或铁钉)、“水泥”。人们并没有抱着旧的符号不放,更没有人主张让全体中国人重新理解汉字“洋”,将其含义从“外国的(东西)”改造为“中国的(东西)”。因为这种主张是很荒谬的,荒谬到没有人会想到提出这种建议的程度。显然,建议彻底改造外国人对dragon一词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很荒谬的,是劳民伤财,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6,彻底改变词汇含义的前提:原含义不再被广泛使用 前一节说彻底改造外国人对dragon一词的认识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是“几乎”,那就还有一丝可能。但这需要一定的前提。 语言中一些词汇的含义的确会发生变化,但前提是该词汇原来所代表的事物已不再重要。例如“枪”在古时指“长柄有尖头的刺击武器”[4],主要材料是木杆,所以“枪”字是木字旁。欧洲的武器gun能够依靠火药爆炸的力量发射子弹[5],主要部件是中空的钢管,与中国的“枪”有天壤之别。 但在gun进入中国后,冷兵器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现在,除了在电影中能够看到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们使用“红缨枪”之外,“长柄有尖头的刺击武器”已经极其少见。因此,利用gun和枪都是长杆状兵器、都是杀人武器的共同之处,把gun译为“枪”[6],即把“枪”的含义从一种冷兵器转变为一种热兵器,不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中国古代小说如《水浒》的读者不会误以为古人已经拥有了现代化的枪支,不会把金枪手徐宁使用的钩镰枪和小李广花荣使用的混铁点钢枪理解为也能发射子弹的“枪”。 英国翻译家J.H. Jackson的英文版《水浒》把“钩镰枪”译为barbed lance(有倒钩的长矛),把“混铁点钢枪”译为steel lance(钢的长矛),而没有使用gun一词。[7] 把“龙”译为dragon,和把gun译为“枪”的情况完全不同。杜拉根是《圣经》里重要的反面角色,而《圣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可能退出西方人生活的,至少目前还没有人提议取消美国新总统宣誓就职时把手按在《圣经》上的习惯做法。图9-1-7这本画册收集了《圣经》中描绘的二十二种杜拉根的线描图案,供儿童们做填色练习(coloring)。该画册在网上做了很多介绍,面向全球发行。另一方面,杜拉根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仍然非常活跃,本书第二章显示:外国时政画家们至今在频频使用杜拉根象征各种坏事物。因此,要使西方人忘记dragon一词原来的含义,至少在目前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图9-1-7,填色画册:Dragons of the Bible(《圣经》里的杜拉根)。 作者:Amy Blevins,出版时间不详。 7,可以使用多种手段快速建立意义空间 在为中国特有事物名称创建了新的外文符号之后,可以有多种方法在外国人的大脑中建立起对应的意义空间。除了之前已经讨论过的短注释、长注释、收入辞典等方法,还可以利用影视片等手段。外国人就是在电影院里学会Kung Fu这个词的。 有论者指出:“龙”是威严的,而Loong并没有威严的寓意。 2006年,笔者尝试通过画面赋予Loong这个词汇以“凶猛”的含义(图9-1-8)。中国现在有第四代重型隐形歼击机J20和航空母舰了,做成广告会更加威武。 图9-1-8,宣传组画:Loong凶猛而不……。 黄佶作于2006年。 这和商业广告把某种抽象特质赋予一个品牌的原理是一样的。“哈根达斯”本来只是普通的冰淇淋,但是广告语“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使普通的冰淇淋变成了爱情的象征,“哈根达斯”这个符号于是就和“爱情”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男士要感谢一位女性对自己的帮助,可以请她吃任何食物,从满汉全席到麻辣烫,但就是不宜请她吃哈根达斯,否则就是在传递错误的信息。她如果接受邀请,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除非…… 8,在建立新符号时,不应干扰现有文化和语言系统 在为异国特有事物或外来新事物创造新译名时,使用目标文化中现成的词汇时要谨慎。因为每个词汇都有其自己的意义空间。一个词汇一旦用来作为新事物的符号,原来的意义空间就会和新事物挂钩。如果旧的意义空间和新事物的实际内涵存在差异,就会导致跨文化传播出现差错。 西医进入中国后,把中医里的名称抢过去作为西医概念的译文,导致中医今天处于被动境地。山西中医学院教师李洪渊说:“最不科学的是当时翻译西医学的人,把‘heart’翻译成‘心’时,就把中医概念的内涵偷换了,再用偷换了的心肝脾肺肾的概念来衡量中医,当这些概念成为科学的标准时,中医就成为不科学的范畴。”[8] 英语词汇God、Bible和Christmas被分别译为“上帝”、“圣经“和“圣诞节”也干扰了中国的文化,扭曲并淹没了这些中文概念的原意。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师邵志择对“圣诞节”一词的演变进行了考证:“圣诞”和“圣诞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各路神、仙生日的尊号,如西王母、佛祖、观音、文昌帝君、张道陵乃至武圣人关公等等,自唐明皇诞日建节以后,历代帝、后的生日也有此称。帝制结束后,各路神仙仍被称为“圣诞”,但是仅限于庙宇香客。孔子的生日偶尔也享有“圣诞”之称。1872年12月24日,《申报》第一次报道Christmas时只说它是“耶稣诞日”,在次年的报道中则称之为“西国冬至”。此后数年的报道中多用“西国节期”、“西人冬节”、“西历冬至令节”,其它还有“耶稣诞日”、“泰西节期”、“耶稣诞辰”、“西人佳节”、“西历节期”、“令节”。从1882年开始有“外国冬至”之说。1917年12月25日出现“耶稣圣诞”这样的词语。20世纪20年代以后,“圣诞节”成为较为固定的中文节名,同时也常用“耶稣圣诞节”、“耶稣诞辰”,有时简称“耶诞”。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吴贯因由此感慨道:“回忆童年,一言圣诞二字,人人皆知在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即孔子诞辰日。——黄佶注),今也外国本位文化,步步进逼,土圣人竟为洋圣人所打倒,于是圣诞日期,遂由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移至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矣。”[9] “鸠占鹊巢”式的翻译对中国文化的损伤已经开始显现,中国年轻人现在只知庆祝耶稣的生日,却不知道孔子老先生的诞辰。某幼儿园小朋友还把画像中的孔圣人误以为圣诞老人[10]。圣诞老人现在在中国比孔老圣人活跃、风光多了(图9-1-9)。 2006年,十位博士研究生联合呼吁将耶稣诞生纪念日称为“耶诞节”[11],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台湾地区似乎一直是把耶稣诞生日称为“耶诞节”的(图9-1-10)。 硬要把中国的龙称为dragon,也是在干扰西方的文化。爱龙者这样做干扰了杜拉根象征邪恶的文化传统;恨龙者这样做干扰了某些地方杜拉根被视为保护神的文化习俗。 9,建立新符号及其对应的意义空间是很平常的事情 在跨文化传播中,一个常见现象是:源文化中的某个概念或事物,在目标文化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物。中国的事物走出去时是这样,外国的东西走进来时也是这样。 人类文化非常丰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千秋,新的事物也不断涌现,并不断向世界各国扩散,因此在语言中创造新词是很频繁也很平常的事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不必把新词Loong、Jingju、Xiangsheng 等等新词的出现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中国人也没有对“提拉米苏”、“呜呜祖拉”、“慕课”等新词大惊小怪。 相对来说,建立新的意义空间不算特别困难,但创建合适的新符号需要费一番脑筋。创造新词时可以音译,也可以意译,例如可以把pizza音译为“披萨”,也可以意译为“意大利馅饼”。那么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呢?这可以通过“翻译经济学”的分析来寻找其中的规律。 9-2,翻译经济学:语言的翻译也讲究“性价比” 1,和大自然一样,人是懒惰的 大自然有一条基本规律:以尽可能少的能量做一件事情。人类同样如此,做一件事情时,尽量花费最少力气、付出最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收益。文字的翻译过程也是这样。翻译经济学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演化过程中的经济学因素、语言在社会中的经济价值等等。已经有学者对翻译活动的商业价值进行了初步研究[12]。本章模仿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探讨人们在选择最终翻译方案时可能遵循的规律。 2,翻译经济学的“字数最少化”原则 当存在多个翻译方案时,如果其它方面的优劣不相上下,那么其字数或音节数较少的方案往往会被大众优先选用。 有人反对把“京剧”音译成jingju,他举例说:“事实上中外文化差异很大,几乎没有完全对应的艺术形式。‘Opera’以前中国并没有,把它翻译成‘歌’+‘剧’,而不是音译为‘奥佩拉’,大家不也知道是啥玩意了吗?”[13]。 然而,Opera之所以被意译为“歌剧”而不是音译为“奥佩拉”,其背后是翻译经济学的“字数最少化”原则在起作用。 Opera进入中国后,自然要为它在中文里建立一个传播符号。那么在各种可能的符号中选择哪个呢?不妨假设当初存在两种方案:“歌剧”和“奥佩拉”。“歌剧”只有两个汉字,而且表述了opera的基本特征:引亢高歌之戏剧。而“奥佩拉”有三个汉字,又没有直观的意义,即使当时的确存在这种翻译方法,最后也会被逐渐淘汰。 除非为了其它好处而牺牲便捷性,例如为了保留其“洋味”,使用字数较多的音译(图9-2-1)。 “水门汀”是“字数最少化”原则的实例。它是cement的音译,流行了很长时间,至今仍然在老年上海人中有所耳闻,但绝大多数人已经选择了更简洁的意译法:“水泥”。其它例子还有:“盘尼西林”(penicillin)被“青霉素”取代;“德律风”(telephone)被“电话”取代;“披耶那”(piano)被“钢琴”取代;“开司米”(cashmere)被“羊绒”取代;“泡立水”(polish)被“清漆”取代。Internet没有音译为“因特奈特”,而是意译为“互联网”、或半音半意译为“因特网”,可能也是因为全音译的字数太多。 相反,如果音译比较简洁,人们最终则会选择音译,例如“雷达”(radar,意译是“无线电定向和测距技术”),“咖啡”(coffee,意译的话至少两个汉字:非洲茶,非茶),“幽默”(humour,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对 humour 做一个明确的中文定义,更不用说进行意译了),等等。 “麦克风”(microphone,缩写:mic)被比较简洁的意译“话筒”取代,但现在“话筒”又被更简洁的音译简写“麦”所取代。在卡拉OK里老是占着话筒不让别人唱歌的人因此被称为“麦霸”(图9-2-2)。 因此,不能根据opera没有音译,就反对把京剧音译成jingju。这是一个和文化没有关系、只和语言的经济性有关的事情。 Jingju不应该和opera做比较,而应该和Beijing Opera做比较。 Beijing Opera有五个音节,而Jingju只有两个音节,所以“京剧”音译为Jingju比较经济。 同理,即便仅仅为了减少书写和说话时的麻烦,龙也应该翻译成loong,而不是dragon或Chinese Dragon。因为loong只有五个字母、一个音节;而dragon有六个字母、两个音节,Chinese Dragon则有十三个字母、五个音节。 外译中时,中文词组的字数最好在两到四个之间。如果只有一个字,那就太少了,需要增加一个字,例如beer没有译为“啤”,而要译成“啤酒”;bar音译为“吧”,一般也不单独使用,而是加一个汉字,例如“酒吧”、“网吧”和“泡吧”;还有Guam被译为“关岛”,等等。当然有反例,在不会产生歧义时,card也经常单独使用一个汉字作为译文:“你的卡掉了!” Dragon一词现在被汉译为“龙”,很多人(包括笔者)建议音译。但dragon一词音译成汉语至少需要两个汉字,例如“撅根”。这可能成为大众——尤其是年轻人——拒绝音译dragon的最大障碍。解决此问题的一种办法是让人们认识到音译dragon有额外的好处,例如保护中国文化,或保留外国文化的原汁原味,这样人们才有可能为了这些好处而愿意承担每次多说一两个汉字的代价。 另一种办法是为dragon找到或创造出只需一个汉字的音译法。笔者觉得后一种方法更为现实,希望大家一起来做这项工作。也许可以像发现“囧”等字一样,在我们祖先创造的浩瀚文字找出一个形态或含义或发音和dragon相近的罕用字,作为dragon的单字译文。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字。如果一定要使用一个汉字汉译dragon的话,笔者认为可以使用“蜥”(详见本书第394页)。 如果外译中的结果有五个汉字或更多就一定要设法减少字数了。例如engine现在都译为“发动机”,很少有人说“引擎”。但如果search engine译为“搜索发动机”,字数就太多了,而且搜索引擎这一事物本身也和国人理解的“发动机”相去甚远,现在实际译为“搜索引擎”。 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一词共有45个英文字母,字面意义是“火山喷发的超级细微硅酸盐尘埃沉积于肺部导致的疾病”。它是一种常见病,如果医生每次都说这么长一串汉字,肯定会累出病来的。于是只能设法缩减,抛弃次要的信息,最后只剩三个字:肺尘病。很多人可能会问:“那么外国医生平时实际怎么说这个病名呢?”这个单词有两个下位词:pneumoconiosis(肺尘病)和silicosis(矽尘病),另外还有三个同类术语:black lung(黑肺病)、potter's rot(陶工烂[14])和miner cough(矿工咳[15])。 泰国首都曼谷的正式名称更厉害,有169个字母。如果把它原封不动地音译或意译过来,在日常生活中会非常误事的(图9-2-3)。 图9-2-3,漫画:误事。 黄佶作于2015年4月23日。 3,翻译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原则 在音译和意译字数一样时,如何选取?这时要看其“效用”。这里的“效用”包括很多方面,例如译法的易懂性——能够更好地传达事物的内涵,易于人们理解。 Vitamin起初被音译为“维他命”,后来意译为“维生素”。应该说“维他命”这个音译是相当不错的,在保持vitamin发音的同时,把它的内涵基本上也翻译出来了。但是“他”字略有不妥,因为vitamin不仅只是“他”生存的必要元素,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存所必需,还应该包括“她”。 “维他命”和“维生素”两种译法都是三个汉字,但是后者意义较准确,具有科学味道,略优于前者,于是取代前者,被普遍使用。 其它例子还有:“派司”(pass)被比较易懂的“护照”取代 ;“水汀”(steam)显然也不如“暖气”易懂;“茅斯”(mouse)和“科博”(keyboard)更不可能战胜“鼠标”和“键盘”;“米索”(missile)显然没有“导弹”威风,也没有体现出能够“指哪打哪”的“可导向”功能;Machine gun没有被译为“麦逊罡”或“麦逊枪”,因为字数相同的“机关枪”更加含义明确。 Bourgeois最初被译为“布尔乔亚”,现在译为比较易懂的“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ie原来译为“小布尔乔亚”,现在是“小资产阶级”;人们为了说写时省力,又进一步简化为“小资”。这样简化的另外一个好处是避免了“小资产阶级”这个称呼所携带的政治含义。 “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在中国已经有了根深蒂固、家喻户晓的政治贬义,因此在想强调这个阶层的非政治特征(如生活方式等)时,有人恢复使用了“布尔乔亚”这个音译法(图9-2-4)。 语言这个东西真的很有意思,来自同一外文单词的两种中文翻译,因为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所以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于是成了两个不同含义的词汇。 有的时候,人们为了含义的清晰,愿意牺牲掉一些简洁性,字数稍微为多一点。例如汽车和飞机等上面的engine现在都译为“发动机”,不再有人使用音译“引擎”。又例如e-mail有音译“伊妹儿”,但人们也常称其“电子邮件”,当然,最终可能是更简洁的“电邮”占据上风。 Carabin被译为“卡宾枪”,虽然比纯音译“卡宾”增加了一个字,但在总字数还不太多的情况下(没有达到和超过四或五个字这一极限),大大提高了译文的易懂性。 当然,笔者在选取和解释实例时会受自己的观点干扰,欢迎读者朋友们提出反例,来信讨论。 4,翻译经济学的“总成本最低”原则 不论是意译还是音译,人们在遇到新的传播符号时,都需要学习一番,建立对应这个符号的意义空间,然后才能理解别人传送过来的这个符号,或用这个符号承载信息传播给别人。 遇到尚未建立相应意义空间的新词汇,还需要建立起对应的意义空间。例如“丁克”,其对应的意义空间是:“这是英文 DINK的音译,DINK是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写,意思是‘夫妻双双有收入却不愿意生孩子’。……” 建立意义空间需要耗费一定的精力,因此,使用一种翻译方案的总成本由两部分组成,即: 总成本 = 学习成本 + 使用成本 其中“学习成本”是指了解这个词汇的含义所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使用成本”是指每次说写这个词汇需要耗费的力气。如果是一个常用词,学习成本可以分摊在大量的使用次数上,可以忽略不计,其总成本差不多就是它的使用成本。即: (常用词的)总成本 = (学习成本/使用次数) + 使用成本 ≈ 使用成本 因此,常用词的翻译往往优先遵循“字数最少化”原则。如果以radar为例,可以这样概括:学习新词“雷达”麻烦一次,说“无线电定向和测距技术”麻烦终生。 如果是一个非常用词,学习成本只能分摊在很少的使用次数上,就不能忽略了。Gaspereau如果音译为“盖斯泊鲁”,就必须花费力气建立对应的意义空间。但由于它的使用频度很低,这样做对普通人来说不合算(图9-2-5)。 此时人们会倾向于选择能够降低学习成本的解释性意译,即使字数比较多。Gaspereau实际意译成“鯷状锯腹鲱”,比音译多一个汉字。但在很狭窄的专业领域内,例如研究鯷状锯腹鲱的小圈子里,它可能会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它是一个常用词。每个行业里都有很多外人看不懂的缩写词,就是这个道理。 有的外国长地名起初真地完整地翻译过来了,例如美国城市“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但使用久了,大家对这个城市熟悉了,完成了学习过程,再叫那么长的名字既没有必要,也很麻烦,于是会尝试进行简化,各种方案优胜劣汰,最后得到较多人使用的方案成为通行译法,例如“费拉德尔菲亚”现在被称为“费城”。而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葡萄牙语,意为“一月的河”)没被简称为“里城”,而是“里约”[16]。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来自西班牙语,意为“好空气”或“顺风”,其简称是“布宜诺斯”或“布宜诺”[17]。这里的简化规律似乎是选取原文的第一个独立部分。中国同样如此,例如“乌市”(乌鲁木齐市)。 手机刚进入中国时,根据原文被直接译为“蜂窝电话”(cellular phone)、“移动电话”(mobile phone)或“手提电话”(handphone),但它为大众熟悉之后,就出现了新的、从中国文化中土生土长出来的简洁名称,例如“大哥大”,彻底和原文脱离了关系。但随着手机迅速袖珍化,原来对应第一代砖头尺寸移动电话的“大哥大”一词已经越来越不合适,最后被大众称为“手机”,这个名称更简短,而且因为大众早已知道“手机”不是“可以拿在手里的一般机器(收音机、录音机或咖啡机)”,也不是一般的“可以握在手里的电话机”(无绳电话),所以不会产生误解。 5,翻译经济学的“文化和美学价值最大化”原则 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语言除了有传播信息的实用价值,还有文化和美学方面的欣赏价值。不同的翻译方案,如果其它方面情况相近,那么最后胜出的往往是文化和美学价值最高的方案。 1927年,Coca Cola进入中国,当时没有中文译名。有些店主(shopkeepers [18])称其为“蝌蝌啃蜡”,毫无美感。 目前能够找到的资料显示,至少在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26日,Coca Cola公司已经在上海呈交了注册“可口可乐”商标的申请书(图9-2-6)。 该译名虽然字数仍然是四个字,但兼具中国特色和语言韵律,读音和含义又都恰到好处,于是迅速流行起来。 Tank意译为“水罐”或“铁罐”都可以,但音译为“坦克”后就多了一层含义:所向披靡,于是成为首选。 Mini意译为“微小”没有错,但是音译为“迷你”就多了一层含义:小巧玲珑、人见人爱,于是后来居上。 其它很多常见翻译也非常富有美感,如:巧克力(Chocolate),雷达(Radar),幽默(humour),百事可乐(Pepsi Cola),宝马(BMW),宝洁(P&G),奔腾(Pentium),托福(TOEFL),雅思(IELTS)等等。 AIDS,在港台地区译为“爱死病”。这一译法虽然暗示了这种疾病的来源,但和“爱滋病”等译法一样,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正常的爱的态度,因此不太合适。中国大陆译为“艾滋病”,婉转很多,比较妥当。 为了使译文获得文化和美学价值,人们有时愿意在其它方面做一些牺牲。例如为了获得异国情调,人们也会恢复使用字数较多的早期译法。现在很多人喜欢把angle译为“安琪儿”,而不是“天使”,把romantic译为“罗曼蒂克”,而不是“浪漫”。 中国特有事物的名称在翻译成外文时,也要注意译文的文化和美学价值。应该邀请精通目标文化和语言的专家参加翻译或评选工作,最好能够邀请以目标语言为母语的相关领域外国专家参加。 外译中国企业名称或商标时直接使用拼音字母或译为外文是不够的,还需要仔细推敲。中国日报一篇文章批评“平安保险公司”的外文名称时说:“对大多数的外国人来说,Ping An既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也不容易念,往往还会造成一些误解。譬如说An,说到这个单词,大多数外国人会联想到不定冠词an,通常用于以元音字母开头的名词前,例如an apple(一个苹果)。再者,Ping的发音很容易让外国人联想到一些嘈杂吵闹的噪声,与平安这个品牌祥和舒心的形象完全不符。”[19] “亦庄”听上去是一个尘土扑扑的破旧村庄,但它实际上是北京市的一个国际高端产业新区。它的英文名被半音译、半意译为“E Town”(图9-2-7),字母“E”有“电子”的含义,暗示高新科技,这种译法显然比按照拼音字母音译为Yizhuang要有趣多了。 6,语言翻译也存在“沉没成本”和“沉没成本误区” 沉没成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经济活动中已经发生、无法收回的支出。“沉没成本误区”指的是人们往往明知一个项目存在问题,但考虑到过去的大量投入,因而依依不舍,继续硬撑下去,直到实在撑不下去了,才被迫终止,结果造成更大的损失。例如花费一千万元建设了一家工厂,这一千万元就是沉没成本。工厂开始生产后,却发现该厂的产品没有市场,由于舍不得已经投下去的一千万,于是继续生产,导致亏损越来越大。这种错误做法就是“沉没成本误区”。 在语言翻译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大家都觉得一种翻译方案并不理想,但因为已经花费了很多力气推广这种译法,于是勉强继续使用,忍受各种负面效应。实际上,正确的做法是壮士断腕,长痛不如短痛。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最初译为Friendlies,后来觉得不好,就立即改为拼音Fuwa了。如果舍不得前期投入的大量宣传成本,硬着头皮继续使用下去,那就要陷入“沉没成本误区”了。 7,语言翻译中也存在“无形资产” 一种译法被人们用惯了,会形成惯性,形成某种无形资产,例如很多人已经知道和熟悉了这种译法,很多历史文献使用了这种译法,很多机构和公司的名称使用了这种译法,等等。因此,一种译法即使存在问题,但如果用的时间久了,很多人就会倾向于使用已经习惯了的译法。 但如果新译法能够克服旧译法的问题,带来的额外收益远远大于旧译法的无形资产,就应该果断抛弃旧译法。 很多反对重新译龙的人,理由就是“dragon已经用了很久了,外国人都熟悉了”。但这种无形资产是一笔负资产,外国人总是用dragon(杜拉根)象征坏的东西。 因此把龙译为dragon不利于中国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和传播中国文化。负资产显然更应该及时抛弃,否则就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新译法Loong虽然要从零开始宣传,但毕竟每一步积累的都是正资产。 8,翻译经济学的局限性和应用价值,翻译经济动力学 很多读者可能会批评说:“你一方面说人们选择字数最少的译法,另一方面又说为了获得某种效用(例如异国情调),人们愿意选择字数较多的译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单纯从字数选择上看,翻译经济学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从“性价比”这个综合的选择标准看,它并不矛盾。人们在选择翻译方案时,尽量以最少的字数(代价)去获得最大的效用(性能),达到尽可能高的性价比,这和人的其它经济行为是一样的。 翻译经济学和其它经济学一样,涉及人,因此很多问题涉及人的主观判断,例如到底是“简洁”好还是“洋气”好?“含义清晰”是好事情呢、还是坏事情(“过于直白”)?这些都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此翻译经济学的定律不会像物理学定律那样被严格遵守,也无法观察到确定的结果(除了统计学意义上的结果)。但翻译经济学的原则还是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种译法的命运,可以为人们选择合适的译法提供参考。 翻译经济学也可以继续发展。我最近遇到一个新词kang,知道它是指某一中国特有事物,但就是毫无头绪,查阅后才知道是“炕”。我于是想到:为了帮助外国人理解,早期可以把“炕”译为kang bed,待到外国人熟悉之后,自然会简化为kang。可用“翻译经济动力学”描绘这一现象。 9-3,中文里不必只有汉字 1,中文里夹杂外文的原因之一:说写简便 2009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的官员先是批评在中文里使用英文缩写CCTV不规范,随后又指出“3G手机”的叫法也不规范,“老百姓看不懂”,“应该叫‘第三代’手机”。[20] 实际上,3G手机被称为“3G手机”,而不被称为“第三代手机”是有科学道理的。语言是要使用的,语言越简洁,使用时花费的时间和体力就越少。如果同一个事物存在不同的叫法,最后往往是用字少的那种叫法逐渐被大众保留下来,而字数多的叫法就被逐渐淡忘了。 “3G手机”还可以进一步简化为“3G”。“3G”比“第三代手机”少三个字,说话时可以少说三个字,写的时候则可以少写很多笔画,因此,“3G”的经济性比“第三代”好(图9-3-1)。 语言不是挂在墙上欣赏的,而是要说要写、要频繁使用的,因此,语言越简洁越好,直至再简洁会产生误解为止。很多人在中文里夹杂外语,是因为这些外语没有更简洁的中文表达方法。 例如GDP比中文译文“国内生产总值”简洁很多,每次可以少说好几个字,长年累月节省下来的力气很可观。实际上即便原本就是中文,我们也在不断简化,例如把“中央电视台”简称为“央视”,把“春节联欢晚会”简称为“春晚”。把繁体字简化为简体字也是为了节省书写的力气。 中文里搀杂外文后的最大问题是“老百姓看不懂”这些外文。但看不懂可以学习,中国人最初也不知道什么是“和尚”、“菩萨”、“摩托”,都是通过学习才知道的。当然,这里讲的“学习”不是在课堂里听一节课,而是读或听一下解释,例如“雷达是一种电子装置,可以用来探测飞机的方位和距离”,或是看图片或实物,或亲身体验一下,例如看看寿司的照片或实物,再亲自吃一口,就知道“寿司”不是天庭里掌管人类寿命长短的“有关部门”,而是一种食物。同样,不知道什么是“3G手机”,只要用一秒钟学习一下就知道了:“3G手机就是第三代手机”。虽然学习多少有点麻烦,但考虑到使用成本大大降低了,仍然是合算的。 “3G手机”可以简化为3G,但“第三代手机”如果简化成“第三代”,意义就很不明确了。这是因为3G是个新词组,是一个特定词组,从诞生之日起就和3G手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代”则不是,可以是很多概念的简称,例如家族的第三代,其它产品或技术的第三代等等。 教育部建议文字规范化是对的,但是规范化本身不能乱来。央视节目《朝闻天下》有一次在报道淘宝商城和卖家的纠纷时,主播说了一个“B二C”,让观众大笑乌龙[21]。这显然是把B2C这个专业术语“规范化”的结果。 B2C中的2不能读作“二”,而应该读“突”(tu1)。B2C是B to C(Business to Consumer)的简写,因为2在英语里是two,发音和to一样,于是外国人把B to C简写为B2C,以少写一个字符和两个空格。 Business to Consumer的意思是“商家直接面对消费者”,汉语简称为“商对客”。如果要规范的话,应该把B2C规范为“商对客”。在初期,可以让播音员这样读:“……商对客,即B to C,……”。过一段时间,大众熟悉“商对客”了,再停止播报英语原文。 “商对客”的笔划总数远远超过B2C,在书写难度上前者远超后者,缺乏竞争力。但是在说话时,两者音节数一样;在用电脑输入时,如果输入法有记忆功能,那么只要全拼输入一次,以后只需要输入s、d、k三个拼音首字母即可得到“商对客”。因此,在说话和电脑输入时,两种表达方法打个平手。考虑到“商对客”比B2C直观,学习和记忆容易,因此前者的总竞争力不输于后者。按照前述翻译经济学的原理,“商对客”完全有可能战胜B2C。显然,为外文术语创造一个合适的汉语名称,才是正确的规范之道。 当然,音译也是可以的,例如把B2C译为“比图西”。但要注意译文的美感。一家公司把P2P(Peer to Peer,个人对个人)汉译成“匹凸匹”[22],受到广泛批评。有人笑问以后会不会把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译为“凹凸凹”? 2,中文里夹杂外文的原因之二:现有的中文译文词不达意 中文译文没有把外文原文的丰富含义表达出来,这是人们倾向于继续使用外文原文的另一个原因。专家们根据pm2.5的英语名称fine particles将其译为“细颗粒物”,但没有流行起来。因为“细颗粒物”这个词组本身就语焉不详,不仅pm2.5是细颗粒物,一般的灰尘不也是细颗粒物吗?而且细颗粒物太多了,小米、芝麻是细颗粒物,砂糖、盐、味精不也都是细颗粒物吗? 更重要的是,pm2.5对人的健康有着极大的威胁,人们谈pm2.5色变,但“细颗粒物”这个词组完全是中性的,丝毫没有把pm2.5的巨大危害性表现出来,人们说“出门一定要戴好专用口罩,以防吸入细颗粒物”这句话时根本不能传递本来想表达的警示意味:“吸入这种很危险的污染物会危及健康和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拒绝使用“细颗粒物”一词指称pm2.5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pm2.5的中文译文至少应该包含“尘”字,以传递pm2.5一词所包含的贬义。 pm2.5之所以可怕,这个“2.5”至关重要。和pm5、pm10不同,pm2.5微尘的直径已经足够小(小于2.5微米),能够穿过肺泡壁直接溶入血液,难以排出体外。所以,也应该把这层含义表达出来,例如把pm2.5译为“临界微尘”或“霾尘”。 有人会问:“为什么在外国可以称pm2.5为fine particles(字面意义是‘细颗粒物’),而在中国不能将其译为‘细颗粒物’?” 因为中国人是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才获悉pm2.5的存在及其危害性的[23](图9-3-2),“细颗粒物”这种温文尔雅的科学语言无法承载这小段沉重的历史。 翻译也是一种传播,如果忽视词语背后的社会因素,译文就会没有生命力。 3,中文里夹杂外文的原因之三:丰富语言和文字 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对语言和文字同样如此。用惯了一种说法之后,就会试图换一种说法,标新立异,图个新鲜,产生额外的趣味。例如年轻人把“我”说成“偶”,把“同学”说成“童鞋”,把“叔叔”说成“蜀黍”等等。 因此,把一本正经的“再见”、“回见”改为“bye bye”、“拜拜”或“88”,不是因为崇洋媚外要说英文,而仅仅是换个新说法而已。 至于为什么是“88”而不是“77”或“99”,那是因为语言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如果跳跃太大,别人会听不懂,语言就失去了交流的作用。“88”是“bye bye”的谐音,而学过一点英语的人都知道后者的意思,所以很容易理解“88”的含义。 人们都喜欢求新、求变,尤其是年轻人,因此在本国语言中夹杂外文是很正常的表现,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同样如此。 有人批评说:“为什么外文里面夹杂中文时,都是用外文字母书写的,例如 Jiaozi,而中文里夹杂外文就写外语原文呢?”这是因为外国人不会写汉字,他们的电脑和手机也无法输入汉字,他们即使想直接写汉字也无法写,于是只能取其音而舍其形。但是中国本来就用罗马字母作为拼音字母,中国还普及了英语教育,电脑和手机又是美国人发明的,本来就能够输入英文字母,中国人在汉语里夹英文就很方便,于是汉语里就出现了英文。所以不应该过度解释中文文章里出现英文词汇这一现象。 4,不必担心外文字母泛滥 有人担心中国人从此都偏向使用外文缩写[24] 。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只有在外文缩写比中文简洁的场合,人们才会使用外文缩写。如果外文缩写字数或音节反而多、读或写起来反而麻烦,而且还不能直接表达事物的特征,人们就会选用中文译文,此时你请他使用外文原文他也不肯呢。 RADAR和LASER都是英文字母的缩写,但中国人选择了比它们简洁的中文译名“雷达”和“激光”。WWW虽然只有三个字母,但音节多达九个,读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中国人最终选择使用汉语“万维网”(图9-3-3)。 图9-3-3,漫画:以小胜大。 黄佶作于2015年5月12日。 WTO、WHO、UN、UNESCO、OPEC、NATO、USA、FBI、KKK等英文缩写,中国人也都偏好使用中文:世贸(组织)、世卫(组织或机构)、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佩克、北约、美国、联邦调查局、三K党。 选择外文缩写还是汉语译文,最大的决定因素是何者“性价比”高。使用频繁的文字,人们倾向于读写简洁;使用不频繁的文字,人们倾向于表意直观,读写稍繁琐一些不要紧。 只要有了合适的汉语译法,纯汉语完全可能战胜汉英混杂。现在用键盘输入文字的机会已经远远超过手写,而且现在的汉字输入软件都能学习和记忆新的汉语词组,甚至还能联想后面可能输入的文字,这大大提高了汉语词组的输入效率。汉字输入法的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汉语译文战胜外文缩写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虽然手写时输入英文比较简洁,但用键盘输入英文时必须先切换成英文输入法,输完之后再切换回来。因此,汉语和外语在键盘上竞争时,“汉字笔画多”不会成为不利因素,反而因为不需来回切换输入法,单纯写汉语比汉英混写更有优势。 5,阻击外文入侵的最佳办法:创造简洁的中文译文,3G可译为“三纪” 人们直接使用外文的原因是为了简便,那么保卫汉语纯洁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发出同样简洁或更简洁的中文说法,例如把3G(手机)译为“三纪”,把4G(手机)译为“四纪”。 因此,与其抱怨中国人喜欢使用外文缩写,不如好好研究如何翻译外文缩写,并使之或简洁、或形象直观。有了好的译文,人们自然会用中文。 政府出面规定必须把NBA说成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25],显然行不通,因为谁也不愿意读这么冗长的文字,包括制定规则的官员本人。如果无法说服他们,可以请他们连续读全称五十遍。 与其强制推广“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这个全称,不如推出比NBA更简洁直观或有趣的中文译文,例如 “美职篮”、“美篮联”,或音译:“恩比爱”(图9-3-4)、“恩吧”、“牛吧”,或把NBA看成汉字拼音字母的缩写,另取新名:“牛逼啊”、“牛掰啊”。一旦有了简洁而合适的中文译法,人们自然会使用中文。 2014年,人民日报批评为什么iPhone没有被译为中文[26],实际上民间早就有人称其为“爱疯”。当然,“爱疯”难登大雅之堂,那么专家们不妨以此为基础来完善一下,例如译为“爱凤”或“爱锋”、“爱峰”。 既然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先生批评人们直接说外文Wifi,那为什么自己不来为它创造一个中文译文呢?把Wifi译为“歪发”(开个玩笑,让大家轻松一下)或“外发”(这个译文倒是很名副其实)不是很简单吗?实际上Wifi原来有中文名“无线保真”,可以简化为“无线网”,或者意译为“空气网”。近年来很多人大代表建议中国大力建设免费Wifi网络,未来Wifi可能会像空气那样无声无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所以“空气网”这个名字也很贴切。 现在人们开会、上课、讲座时普遍使用微软公司的软件Power Point。人们通常用简称ppt称呼它。如何翻译ppt?意译为“投影软件”?“课件”?把Power Point直译为“力量点”?把ppt 音译为“劈劈踢”?都不合适。“劈劈踢”三个字看上去是一种武功了。 笔者在网上偶尔看到ppt被称为“泡泡糖”,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在课堂上试着这样说,第一二次同学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布置他们课后做“泡泡糖”,但我说到第三次时他们突然明白了,哄堂大笑,效果很好。可见翻译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泡泡糖”显然不是“翻译”ppt一词的结果,最可能来自打字输入ppt三个字母之前忘记切换中英文输入法产生的失误。但歪打正着,“泡泡糖”这个中文名亲切可爱,可以很好地反映ppt简便实用、人人爱用这个事实,而且因为使用的领域几乎没有重叠,也不易和真的泡泡糖混淆。Fans(狂热的崇拜者)被音译为“粉丝”,也没有被误解为一种食物。 翻译是每个学过外文的人都可以干的事情,不必等专家来做。你的译文好,就会被其他人采纳。有些人认为中文夹杂英文的原因之一是翻译人才质量不高,因此主张“必须要提高译者的准入门槛”。这是不对的。科班出身的人循规蹈矩,绝对不会把ppt译为“泡泡糖”。所以,正确的做法恰恰是降低翻译者的准入门槛,广泛发动群众尤其是最有创新精神、最无拘无束的青少年一起来搞翻译,各种译法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语言的使用者——大众——去选择最合适的译法。专家学者、政府和新闻媒介可以引导,但不应该限制人们去创新。 翻译外国事物名称不是找几个汉字和外文对应起来的机械行为,实际上更多地是一种文学创作行为,“巧克力”、“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等译文已经成为经典。要搞好翻译,不仅需要懂外语,还需要有创意,甚至靠运气(如ppt被译为“泡泡糖”)。因此不能只靠少数几个专家闭门研究如何翻译。专家反而应该从民间汲取智慧,寻找灵感。 翻译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很多新的外来概念不仅没有中文名称,连外文原文都不宜使用,但目前没有人提出过什么翻译方案,新闻媒介倒是可以呼吁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些名称应该如何翻译。例如一个电子文件占用的字节数,在英语里叫size,但中文里直呼“尺寸”似乎不合适,因为这会和文件的几何尺寸(长宽厘米数)相混淆;叫“兆数”,也不合适,因为很多电子文件的字节数很少,远远不到一兆字节。 新闻媒介还可以呼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6,建议立法规定外国商标在中国必须同时使用汉语名称 推动立法,规定外国企业来华经营时必须把企业名称、商标和产品名称等预先译为汉语,经营活动中必须同时使用汉语。汉语在商标图案中的总面积不低于一定比例。中国企业如果使用外文做商标名等,也应该照此办理。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建议外文商标译成并同时使用当地文字。 有些国家不仅规定外国商标必须译为本国文字,还规定必须优先使用本国文字,摆在外文原文前面,本国文字字符的总面积要大于外文字符的总面积。这显然略显激进了。但如果逛街时满眼都是外文商标,如同到了外国,也的确令人为本民族文化担忧(图9-3-5)。 外国品牌确定中文译名,对企业本身也是有利的。如果没有确定的中文名,人们为了方便就会自己去取名,结果是五花八门,甚至还出现含义不佳的译文。例如Facebook被译为“花名册”、“范本”、“脸谱”、“脸书”等等,还有人将其音译为“非死不可”。这显然不利于树立正面的企业形象。 7,阿拉伯数字本来也是外文,现在地位却高于汉字数字 为什么“3G手机”中只有字母G引起了争议?为什么“3”这个字不引起争议?“3”本来也是“外文字母”嘛——“阿拉伯数字”,但现在还有哪个中国人把阿拉伯数字当作“外文”的? 中国官方不仅不拒绝阿拉伯数字,反而把它们的地位抬高得超过了中文。“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要求:“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特别是当所表示的数目比较精确时,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27]。 这种规定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有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故意把所有描写数量的汉字都换成阿拉伯字,以示嘲讽,文章把中国成语中的数目字改为阿拉伯数字,例如“1不做2不休”、“朝3暮4”、“5颜6色”、“7上8下”等等,令人啼笑皆非,充分反映了强制使用阿拉伯数字的荒谬。但是从来未见官方有改正该规定的意向。 很多报刊和书籍的编辑为了避免违背规定,自觉加码,于是出现了大量“10多年”、“200多人”、“3000多吨”等荒谬的写法。 图9-3-5,照片组合:上海环贸广场内满眼纯外文商标。 黄佶摄于2014年7月28日。 图9-3-6中的新闻标题没有把“一”也写成阿拉伯数字,写成“南京1爸爸3年坚持为儿写下500多篇日记感动网友”,看来编辑先生也知道这样做实在太不“得体”了。 8,应该把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同时视为“中文字母” 既然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已经成为中文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应该一刀切地禁止罗马字母(或英文字母)。实际上,罗马字母也早已成为中国文字的一部分了,汉语拼音就是用罗马字母来表示的。 因此,中国人在观念上应该迈出新的一大步:把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看作是“中文字母”,进而接受它们是中文的一部分。而不该对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区别对待(图9-3-7)。 不必担心此例一开,其它外国语言的字母也在中文里大肆泛滥。英文字母具有特殊性。首先,中国官方正式用它们作为表达汉语发音的符号,它们已经拥有了某种正式身份。其次,它们在中国有大量的实际应用,例如电脑键盘上,各种产品的型号中,以及商标和企业名称里;更重要的是英语教育被中国官方授予了极高的地位,大学生的汉语写不好可以正常毕业,但英语不过关就不能拿到毕业证书。在今日中国,认识汉字的人差不多都认识英文字母了,很多幼儿还不认识汉字时,就已经在父母和幼儿园的超前教育下开始认识英文字母了。因此,英语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基础,而其它文字不具备这些条件。 在高等教育和医药等领域中,拉丁字母和拉丁文很常见,但它们并没有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俄语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语,但俄语字母也没有在社会上被普遍使用。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其它外语字母步英语字母的后尘。 图9-3-7,漫画:奇怪的规定。 黄佶作于2014年3月31日。 9,“中央电视台”应该缩写为ZYDST 这里顺便说一下CCTV的问题。教育部语用司指出CCTV这一写法不规范,应该改为“中央电视台”。但是从文字的经济性角度来说,CCTV比“中央电视台”少一个字,少很多笔画,大众肯定选择前者。尽管如此,CCTV这个名称仍然是有问题的,最好改掉。它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CCTV在英语中是“closed-circuit television”的缩写[28],指的是安装于各种场合的安全监控闭路电视(图9-3-8)。在英国等地,这种闭路电视被大量安装,民众的行踪尽收眼底。虽然这有利于减少犯罪、提高破案效率,但一举一动都受到警方监视,毕竟让人不舒服,公众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艺术家们也对其进行了嘲讽。涂鸦艺术家Banksy的一幅作品(图9-3-9)流传甚广。还有人将闭路监控电视系统与Big Brother(通常译为“老大哥”)联系起来(图9-3-10)。“老大哥”是1949年出版的英国政治小说《1984》中的形象,他监控人们的一切言行。招牌上写的是“1984 was not supposed to be an instruction manual.”(小说《1984》不应该成为(闭路监控电视系统的)操作手册)。在一幅漫画中,对监控摄像头忍无可忍的人在夜里把安装它们的柱子锯掉了(图9-3-11)。 图9-3-8,警示牌。 图9-3-9,涂鸦。作者:Banksy,创作时间不详。 图9-3-10,招牌照片。作者和创作时间不详。 图9-3-11,漫画。作者:dro-mo,创作时间不详。 显然,中国最大的官方电视台使用CCTV作为自己的台标,不仅会引发语义混乱,也会在外国观众心里产生很多不好的联想。2016年,中央电视台建立了面向外国观众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CGTN)。 第二,CCTV是“中央电视台”英文译名的缩写,但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的电视台,为什么要根据英文译名做缩写呢?应该根据中文名“中央电视台”做缩写,例如使用拼音字母的首字母构成,即:ZYDST。德国电视二台的缩写ZDF就是来自德语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 [29];而不是根据英文缩写为SGTV(Second Germany Television)。德国电视一台(Erstes Deutsches Fernsehen)的缩写是Das Erste(第一电视)[30],也没有按照英文进行缩写。 总之,对外翻译应该尽量凸显本国特色。 注释: 1,Develop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http://extension.missouri.edu/p/CM10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九次印刷,第38页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九次印刷,第44页 4,http://www.zdic.net/zd/zi/ZdicE6Zdic9EZdicAA.htm 5,http://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gun 6,金字旁的“铳”(火铳,鸟铳)似乎比“枪”更合适作为gun的译文,笔者没有找到对其落选的合理解释。 7,J.H. Jackson: The Water Margin: Outlaws of the Marsh. http://www.en8848.com.cn 8,李洪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读后感 ,华夏中医论坛,2010年8月4日,http://bbs.hx317.com/thread-49635-1-1.html 9,邵志择: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以《申报》为基础的考察,学术月刊,2012年12期 10,小孩不知孔子,竟称圣诞老人,重庆晚报(记者:贺怀湘),2008年3月7日, http://www.cqwb.com.cn/cqwb/html/2008-03/07/content_68547.htm 11,刘聪,刘冰雪,张连文,杨名,陈乔见,周锋利,孟欣,孟志国,范碧鸿,赵瑞奇: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2006年12月18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817 12,丁青,田传茂:翻译经济学诌议,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3,李清:有必要将京剧改译成“jingju”吗,2007年12月27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6104/46105/6705365.html 14,黄佶汉译。 15,黄佶汉译。 16,http://zh.wikipedia.org/wiki/里约热内卢 17,http://zh.wikipedia.org/wiki/布宜诺斯艾利斯 18,D. Salyers, M. Hobbs, Jr.: China Advisory: Avoiding the Wax Tadpole,Nov. 19, 2008, http://www.troutmansanders.com/11-19-2008/ 19,麦克·巴斯汀:中国企业英文名称发音窘境:语言障碍还是文化无知?2012年3月21日,中国日报, http://www.chinadaily.com.cn/zgrbjx/2012-03/21/content_14883967.htm 20,教育部质疑“3G”手机名称应叫“第三代”手机,新文化报,2009年2月25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02-25/010715213276s.shtml 21,“B2C”=“B二C”?新快网,2011年10月17日,http://epaper.xkb.com.cn/view/732811 22,多伦股份拟更名匹凸匹,欲做A股首家互联网金融公司,中国网,2015年5月10日, 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50510/3108251.shtml 23,北京环保局 / 美国大使馆“空”战(记者:薛田,方澍晨),Vista看天下,2011年第31期,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11128/351436.shtml 24,傅振国:英语,正在深度侵入汉语——300年后汉语会消亡吗?2010年2月28日,文汇报, http://wenhui.news365.com.cn/xl/201002/t20100228_2632613.htm 25,央视转播屏蔽外文缩略词 从此不再"NBA"和"CBA",2010年4月6日,http://sports.163.com/10/0406/08/63IS95BA00051CA1.html 26,董洪亮,曹玲娟,巩育华:“零翻译”何以大行其道,人民网,2014年4月25日,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425/c192372-24944316.html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wenziguifan/shanghi/021.htm 28,http://en.wikipedia.org/wiki/Closed-circuit_television 29,http://en.wikipedia.org/wiki/ZDF 30,http://en.wikipedia.org/wiki/Das_Erste 部分图片说明: 图9-1-2,漫画。作者:Saeed Banazadeh,2020年。 图9-1-3,示意图:dragon和龙的意义空间。黄佶制图。 图9-1-4,示意图:dragon和龙扩大后的意义空间。黄佶制图。 图9-1-6,新闻照片: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livered his 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联邦大会做年度报告。 摄影者:Daisy Sindelar,EPA, 2013年12月12日。 图9-1-9,漫画。作者:欧剑啸, 2008年3月9日。 图9-1-10,电子游戏画面。 图9-2-1,照片:欧佩拉Opera烘焙坊, 江苏省南通市,山东省日照市。摄影者不详。 图9-2-2,漫画:麦霸专用话筒。黄佶作于2015年5月16日 图9-2-4,书籍封面: 布尔乔亚之痒(The Bourgeois Itch)。 图9-2-5,示意图:非常用词的学习成本不宜过高。黄佶制图。 图9-2-6,审定商标通告:可口可乐。商标公报,1931年第54期第115页。 左为局部放大。全国报刊索引(BKSY)网。 图9-2-7,标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www.bda.gov.cn 图9-3-1,漫画:“3G”的经济性比“第三代”好。 黄佶作于2014年3月29日。 图9-3-2,漫画:要命的“细微颗粒”。黄佶作于2015年4月29日。 图9-3-4,漫画:从此名正言顺。黄佶作于2015年4月29日。 图9-3-6,网页截图,xinhua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