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争议及研究(黄佶著,2021年12月版) 后记:收获超出了翻译领域 2006年,如何把“龙”译为英文这件事情受到广泛关注,但大家的兴趣很快就转移了。然而,在2011年5月我去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参加研讨“水龙”雕塑时,与会者对“龙”如何翻译的兴趣,甚至超过“龙”本身,这使我意识到,研究如何翻译龙仍然是有意义的。西安之行使我下决心要把这本书写出来。 只用文字描述外国人如何如何用dragon(杜拉根)象征各种坏的事物,是没有说服力的,大家都知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的年轻人也常说“有图有真相”。因此本书使用了大量图片作为依据,说明客观事实。 动笔(实际上是动键盘和鼠标)之后,想查一下近年来有什么新的资料。于是再去网上查资料。但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网上不仅有很多新资料,也有很多当年没有发现的老资料,新学会的检索技巧也使我能够找到更多的资料。我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新发现的材料激发了我的兴趣,越查越起劲,结果又发现了更多的资料。本书努力穷尽所有材料,但是因为篇幅的限制,很多材料只能在其它场合发布,例如文章和讲座等。 “数字化科研”和“网上考今”是可行的 因特网真是一个好东西,里面有无数的宝藏。不断变换检索词,可以找到无数资料。最有意思的是:在需要的资料遍寻不得的时候,却常常能够发现意外的有用资料,很多甚至是自己以前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去搜索的资料。 因特网也大大地、极大地提高了查找资料的效率。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Google Books使我足不出户,仅用短短数分钟,就查到出版于1817年的书籍中使用了Loong这个词。如果没有Google Book,即使允许我在全世界的图书馆的书库里随意翻阅,我要在汗牛充栋的书山里找到有一个特定单词的书,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路费和精力,也许根本无法找到。 图1,漫画:Google Books好。黄佶作于2015年7月26日。 为了搞清楚一幅漫画中的一行德文小字写的是什么,我找到一本书,里面插图比较大,可能能够看清楚。检索发现上海图书馆有这本书,于是我顶着烈日骑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上图,却因为没有带身份证,不能办阅览证,只能打道回府。第二次去,在借书系统的电脑上颇费了一番周折:输入索书号,电脑里说没有这本书,试了几次仍然如此。最后我尝试点了旁边的“日文书籍”选项,结果找到了,而实际上这本书是全英文的,又在椅子上坐了半个多小时,书终于到手了。不幸再次降临:虽然该图占了16开整整一页的面积,但因为印刷精度不够,这行字本身也比较小,仍然无法看清。 后来我突然想到:刊登该图的这本杂志是德国出版的,也许应该直接用杂志的德文刊名在网上搜索。结果是:大喜过望!德国海德堡大学(Universit?t Heidelberg)的网站居然把这本1930年代的杂志的全部内容高精度、免费地放在网上!我终于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张图片的全部细节,当然包括我所要看清楚的那句德文:FriedensSaat, nicht DrachenSaat(本书第59页)。 我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网站里找到另一张发表于1827年的图片,正为尺寸太小而遗憾时,突然发现网页上说可以发e-mail(电子邮件)过去,索取大尺寸高精度图片。一试,数天后果然发到我信箱里了。 加拿大Alberta大学图书馆,把一百年前的杂志(1909年至1919年的Grain Grower's Guide)扫描放在网上,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浏览和下载高清图文。这些资料的扫描精度都很高,连最小号的文字和图书管理员在封面上做的标记都很清楚。 我在微博里写道:“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1] 在“古腾堡计划”(gutenberg.org)、美国国会图书馆(LOC)、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LA)、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和荷兰的“荷兰记忆”网站(geheugenvannederland.nl)等都有丰富的高清资料可以在线阅读。 根据网上资料进行科研,有一个问题是网上的资料并不稳定。例如在网上发现的资料,过一段时间可能没有了(原因可能是内容删除、网站关闭等等),这给后人验证原始材料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今天的人能够借助考古发现的甲骨、竹签和石碑等上面的文字或古代雕塑,获悉几千年前的事情,但往往无法查到数年前发布在因特网上的大部分帖子。随着媒介电子化和数字化的普及,数百年数千年之后的人要了解和研究今天的世界,将非常困难。笔者希望有机构能够永久保存网上内容,以供后人“考古”时使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记录文字和图像越来越方便:制作竹简比刻写兽甲骨容易,印刷纸质书刊又比书写竹简容易,制作电子文本又比印刷书报容易。但在图文记录难度下降的同时,其载体的保存难度却大大增加了,兽甲骨可以保存几千年,竹简可以保存千余年,纸张保存上百年已属不易,而轻轻一点鼠标就能彻底删除电子文本。在载体保存难度增大的情况下,要把人类文明为后人长期、永久保存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挥新载体制作容易的优势,大量复制,以庞大的备份数量抵御不易保存的缺憾(图2)。 图2,示意图:让文明永存。黄佶作于2014年8月15日。 资料上网不仅大大方便了全世界的人,也能体现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曾在“大投资不应该忘记网上中文内容的建设”一文中呼吁中国政府大力投资支持网上中文内容的建设:“中国上网人数世界第一,但因特网上中文内容仅占十分之一弱,英文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建设网上中文内容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战略任务,事关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事关中国文化的兴衰,事关人心的向背,其意义绝不亚于建设公路和桥梁。”[2] 对Google的翻译功能也要赞扬几句。靠着它,我不但能用德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日文等语种的关键词进行检索,还能用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大致了解用各种文字写就的网页内容的含义。而我除了英语,其它语种连字母都不认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帮助,本书资料的收集效率将大大地降低,甚至根本无法完成。如果没有众所周知的人为阻挠,我还可以从因特网上更方便地获得更多资料。 本书中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因特网,笔者综合不同来源的材料,对一些图片残缺的信息(标题、作者、年代和背景等)尽力做了完善。可以将本书看作是一个有特定主题的微型搜索引擎。其他研究者可以使用本书引用的资料,但请亲自去核对一下,以免因我的错误而以讹传讹。 本书的写成使我相信:利用因特网和全世界各种机构建设的数字化图书馆和资料库,“数字化科研”——足不出户,利用电脑搜集所需书面资料——是完全可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报刊和书籍采用数字化出版,在网上“考今”(相对于“考古”)——通过因特网在全世界范围搜索发掘新出现的图文资料——也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对网上检索的难度需要有充分的认识。有些朋友以为网上检索只需点点鼠标就行了,但很多时候点几百下、几千下鼠标也未必能找到所需的资料,因为网络像大海一样,而大海捞针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技术还不完善,检索图片等非文字资料时需要依赖其附带的或周边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往往不包括图片里的文字。即便搜索引擎找到了一个网页,但它在判断应该显示网页上的哪些图片时,还不尽如人意,毕竟它还是一部机器,这常常使检索者和所需图片失之交臂。 有很多资料完全是凭运气获得的:在遍寻不着、只能放弃之后,却在搜寻其它资料时无意中发现过去想找的资料。其时的幸福感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到。 当然,数字化科研和网上考今并不排斥使用纸质报刊等实物资料进行的研究。在能够获得实物资料时,肯定首选研究实物资料。本书也使用和参考了部分实物材料。 有些网站或有些资料需要收费,使用Paypal等电子付费手段非常方便。在ebay和Amazon上购买的实物资料也都拜现代物流系统所赐,能够顺利地远涉重洋,完好无损地到达我的手里。 奈达(Nida)谈论译龙的一段文字在网上只能找到中文译文,而我想直接引用原文。但Google Books恰好这一小段话不对外显示,国内各图书馆也找不到原著,于是我从英国邮购了一本(图3)。 图3,Book Across Oceans.(笑)。 学术研究本应是快乐的事情 进行学术研究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可以发现有趣的新资料,学到新的知识,产生新的想法和认识。以图片和漫画为研究对象,更是充满了趣味。一些新发现的材料和新产生的观点,也可以及时写成文章,和别人交流。时常还会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惊喜:在为一个课题查资料百觅不得时,却发现了能用于其它课题的资料,或者可以用于教学工作的材料。 但如果把学术研究变成像挖土方一样,有指标(每年发表论文的篇数,部分还必须在规定等级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著作的册数和字数等等)、有监工(年底不能完成指标者,轻则扣岗位津贴,重则取消职称资格);学者还必须花费大量智慧和精力填写各种表格申请课题经费和奖项,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课题工作,必须寻找各种符合财务制度的发票去排队报销以取出科研经费,……,那么学术研究就毫无乐趣可言了。 当然,管理者也有为难之处,为了避免争端,只能设置刚性的量化考核指标和各种手续制度。 不适应或不愿意迎合现行考核体制的学者仍然应该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虽然特立独行会损失很多利益,但这就是享受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西人早就有言在先 :“Freedom isn't free”(自由不是免费的)。课题经费拿不到也罢,大多数文科研究项目,最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 网上交流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 我在撰写前一本学术著作《资本异论》[3]时,写完一章就在网上发布一章,接受读者的批评,听取建议。既能及时发现问题,读者给我的启发也使该书内容更加丰富。全书写成之后在网上发布也使我获得了大量读者。因此,学术研究工作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以此提高效率和质量。 笔者于2006年初刚建立“龙Loong网”时,只写得出两句话:“‘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loong,而不是dragon。因为dragon是一种喷火怪兽,有‘恶魔’的意思。”现在却洋洋洒洒写了几十万字。这其中网络功不可没。 网络最大的好处是互动及时,一个观点提出来,立即会有反馈。各种稀奇古怪的批评促使我去思考,去寻找新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去构思新的说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去研究对方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观点,这促使我不知不觉地更深入地去思考问题。当然,也使我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避免在更大的范围出洋相。 在网上和读者进行大量交流之后,资料和想法自然会丰富起来,于是可以写成正式的论文,参加正式的学术会议。当文章越积越多后,写书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了。 在研究龙的翻译问题时,我认识到:在网络时代学术研究可以这样进行:有了初步观点之后(例如建议重新翻译龙),可以先写成短文,在网上发布,一方面能把自己的新观点尽早公布于众(笔者的短文“‘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Loong”在投稿第二天即被发布于东方网),另一方面可以接受大家的检验,听取意见,发现问题,接受启迪。然后通过网络不断地进行及时的交流和完善,各种意见和观点会使研究者的思考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当思考比较成熟之后,可以写成正式的学术论文,系统阐述观点和论据,在纸媒上发表,或参加学术会议,被收入学术论文集,形成当下学术评价机制认可的成果,以解决如何保住饭碗的问题。 随着交流和讨论的继续进行,观点和材料会越来越多,论文的数千上万字篇幅已经无法容纳,此时可以开始考虑撰写专著,在此过程中做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这个过程不能“捉急”[4],这个过程本身就有极大的乐趣,应该慢慢享受。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新发现、新观点和新成果,仍然可以使用文章的形式在网上或纸媒发表,和读者互动,或去参加学术会议。这样,撰写中的学术著作也会越来越厚,内容越来越丰富(图4)。笔者在为本书排版的过程中,又做了大量修改和增补。如果由别人排版,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笔者建议学者们自学排版软件,自己排版。 图4,示意图:科研工作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 黄佶作于2014年。 如果把学术成果的发表途径都局限于纸媒,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效率:思考不成熟时难以撰写论文,即使勉强写出,编辑部未必同意发表;即使同意发表,至少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读者看到文章,形成观点,但未必愿意费神写正规的文章投稿,即使撰写了商榷文章,又必须经过编辑这一关,还有版面篇幅限制,不是所有的反馈和商榷都能发表;即使发表,又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于是学术交流一个来回就要消耗数月或数年时间。而在因特网上,唯一限制交流速度的是思考速度和打字水平,一个来回只耗时几分钟,而且没有任何格式和篇幅限制。因此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一定要充分利用因特网。这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最大的心得体会。衷心希望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中国的学术研究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 相互启蒙:中国人最紧迫的新任务 通过剖析反对重新翻译龙的声音,可以发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技术问题,而是中国崛起、走向世界之际必须解决的观念问题,涉及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前所必须解决的思想问题。发现这些问题,是笔者涉足“如何翻译龙”这件小事后的意外收获。 笔者业余也观察和研究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问题,参加各种交流和辩论。综观很多人在讨论这些话题时表现出来的错误观念,笔者认为,中国人的启蒙工作迫在眉睫。 启蒙并不复杂,更不神秘,就是恢复或重建常识,学会理性地思考和分析问题。 世上没有上帝,中国人的启蒙也不能指望外国人,只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相互启蒙。 本书的局限性 笔者没有受过人文学科的教育和训练,不是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学者,也不是翻译方面的专家。本书只是基于常识的思考。基于常识进行思考的缺点是常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会因无知而去重复在学界早已是常识的讨论,但优点是不会把问题想得太复杂,有时反而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无知者无畏”,有弊也有利。但纵然百弊一利,也值得一试。 本书不打算就龙的翻译等问题做出定论,本书只是罗列出我收集到的材料和我的思考,至于龙和其它中国特有事物的名称(文化负载词)到底应该如何翻译,大众最后怎么选择,只有时间才知道。 虽然在本书中笔者多半自称“笔者”,但是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很少用笔,而是日夜与键盘和鼠标为伍。网上有人建议,以后用电脑写文章写书的人不应该再自称“笔者”,而应该与时俱进,换个称谓,自称“键人”或“鼠辈”。此话虽是开玩笑,却也不无道理,电脑和互联网大大提高了写书的效率,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我就用这个小笑话和一张漫画(图5)作为本书的结尾,以此感谢大家耐心读完了这本厚厚的书。谢谢! 图5,漫画:键人和鼠辈。 黄佶作于2015年7月26日。 黄佶,2016年2月20日于上海 注释: 1,黄佶:“加拿大alberta大学图书馆,把一百年前的杂志扫描放在网上,可随意浏览和下载高清图文,这是什么精神?这就网络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的中国,党中央号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中国文化也想走向世界,能不能先从这点小事情上做起呢?中国的老书刊画报连环画能不能放在网上让全世界人免费看呢?”2012年12月13日09:49,新浪微博,http://weibo.com/chinahuangji 2,黄佶:大投资不应该忘记网上中文内容的建设,2008年12月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1a2c400100bgq8.html 3,黄佶:资本异论——关于商品交换和利润来源的思考,2000年1月3日全文上网(www.nows.com/z); 2002年7月5日至9月13日,人民日报社主管的《国际金融报》分十次连载该书主要内容; 2003年6月在中华发展基金会的全额资助下,由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纸质版。 4,“捉急”是“着急”的网络语言版。 为龙而忙 —— 黄佶参与为龙正“英”名及相关活动记录 2005年12月31日,域名loong.cn注册成功。 2006年2月13日,开始建设“龙Loong网”。 2月15日,龙Loong网第一次发布文章:“‘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Loong”。 2月16日,在东方网发表“‘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Loong”一文。 4月8日,在《金陵晚报》发表“‘龙’的英文应该是‘Loong’”一文。 4月13日,在《金陵晚报》发表答记者问“为龙正名是出于读书人的责任心”。 11月,在学术期刊《社会科学》发表论文“关于‘龙’的英译名修改问题”。 2007年10月,向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提交论文“关于修改‘龙’的英文翻译的研究”。 10月17日,讲座报告:“跨文化传播和翻译经济学”(上海)。 2008年1月,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发表论文“龙的重新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2009年5月,参加首届中华龙文化国际论坛(深圳)。 2011年5月,参加世界园艺博览会水龙雕塑研讨会(西安)。 2012年1月,参加首届中国龙文化北大论坛(北京),提交论文“Dragon的象征意义和龙的截然不同”。 2013年9月,参加第五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武汉),提交论文“中国学术界应建立跨文化交流的‘平等翻译观’”。 10月,参加龙文化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论坛(嘉峪关),提交论文“关于‘龙’的翻译等问题的新发现和新观点”。 11月,参加中国民俗学会年会(西安),提交论文“错误翻译‘龙’和‘凤’不利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2014年6月,参加公祭伏羲大典和中华伏羲文化论坛(天水)。 8月,参加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北京),提交论文“‘Dragon’和‘龙’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文本误读”。 12月,在《龙》期刊发表论文“龙的起源与古人对河流善恶两重性的神话表现”。 12月27日,讲座报告:“‘龙’能不能翻译为dragon?”(上海)。 2015年5月2日,讲座报告:“龙殇十年”(上海)。 8月3日,学术著作《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争议及研究》第一稿送印。 10月21日,讲座报告:“小题大做,十年磨剑”(上海)。 …… http://www.loong.cn/wei_long_er_ma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