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出路是
思想均衡、路径现实

黄佶

  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集体主义在中国追赶西方列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大量个人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在超越及其后阶段,中国前方不再有榜样,因此创新至关重要。能否充分发挥个人的探索积极性,决定中国的未来。但个人自由和集体主义必须均衡。个体的彻底解放往往意味着族群开始走向消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须是渐进的,必须给予文化和社会基础足够的时间跟上政治制度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变革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例如利用人大作为各利益群体的博弈平台,有序可控地利用民众的力量推动变革。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在失控无序的环境中,只有最不受道德观念约束的枭雄能够称王,这将是人民的巨大灾难。港澳台应该成为大中国区的思想基地,同时也为自己获得经济发展动力和安全保障。

目录(点击标题可直接访问):
  一,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性:理论错误和思想价值 ——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个人自由和集体主义不可偏废 —— 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成效卓著
  三,宏大目标要落实在具体策略上 —— 用“假戏真做”运动推动中国政改
  四,客观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 港澳台应该成为大中国区的思想源
  结束语:中国需要一次启蒙 —— 恢复常识,学做“理中客

-----------------

  “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无疑是个“高大上”的好东西,但是需要适合各国情况的实现路径,还要警惕普世价值成为帝国主义战略目的的掩饰物。这个道理很简单。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很高大上的好东西,但是在走向这个目标时的野蛮操作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社会主义大家庭”这面旗帜也曾掩盖了不宜公开的帝国利益。

  美国是普世价值最积极的推动者,但它又总是以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在两者发生冲突时,美国选择的往往是后者。美国的亲密盟友中不乏非民主国家,例如实行世袭制度的沙特阿拉伯,例如1970年代的中国;而其敌人中,则不乏实行民主竞选制度的国家,例如今天的俄罗斯。


(演讲用 ppt 截图,下同)

  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不惜牺牲大量外国平民的生命,频繁的“误伤”广受美国国内外舆论的批评。

  中共十八大公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已经包括了普世价值的主要内容。因此,现在的关键不是中国要不要搞普世价值,而是如何搞的问题,是中国按照合适自己的道路去搞,还是按照美国提倡的标准方法去搞的问题。

  中国的进步需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指导,因此厘清一些基本的思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返回顶部

  

  一,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性:理论错误和思想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之一。马克思经济学被赞誉为“逻辑上无懈可击”。但仔细研究一下,就能在其代表作《资本论》中发现大量逻辑错误。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个最便于说明的例子。

  “机器不能创造价值”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之一,但是它的证明方法却完全站不住脚,马克思居然用企业计算机器设备折旧的方法进行证明:“根据经验可以知道,一种劳动资料,例如某种机器,平均能用多少时间。假定这种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只能持续6天,那末它平均每个工作日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 1/6,因而把它的价值的 1/6 转给每天的产品。一切劳动资料的损耗,例如它们的使用价值每天的损失,以及它们的价值每天往产品上相应的转移,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的。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0页)

  类似错误在《资本论》中比比皆是(可参阅黄佶所著《资本异论:关于商品交换和利润来源的思考》一书,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2003年。数字版:www.nows.com/z ) 。

  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能够创造价值。马克思据此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观点不是“存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现象”,而是“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完全来自、必然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否则马克思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篇幅排除机器和贸易活动等创造价值的可能性。

  把资本利润排他性地完全归因于剥削,为劳动者仇恨资本家群体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仇恨又为阶级斗争思想提供了现实基础,而阶级斗争思想又成为无产者暴力革命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的著作本身的厚度,使人毫不怀疑其结论的正确性,根本想不到里面居然会存在大量低级错误。贫富差异巨大的悲惨社会现实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马克思的结论。于是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资本家和工人的差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两者本身可以相互转化。马克思抹杀了人的天赋、能力、机遇和勤奋程度的差异导致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差异。他编撰了一个神话:世界上本来就是劳资双方阵营分明、天然对立的。他把力量对比不均衡的劳资关系极端化,说成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把劳动力市场上正常的商业博弈描绘成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国家中,这种斗争没有停留在剥夺有产者的阶段,而是不断深入,从消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入手,逐步演变成消灭异己思想、消灭思想、消灭思想者的斗争,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巨大的人祸。

  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根本性的错误,但是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因其具有极强的号召和动员能力,为落后国家如旧俄罗斯和旧中国凝聚民众力量,摆脱落后境地,赶超西方列强,提供了思想武器。

  牟宗三等人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人之接受此(马列主义)思想,唯因此思想乃直接以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之侵略为目的。在此点之上,此种思想亦实较任何其他中国思想西方思想,其旗帜较为鲜明,而富于激动力。”(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民主评论,1958年1月。)

  1949 年之后中国过度抽取农村资源,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令西方列强不再小觑。苏联更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思想动员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工业和军事强国,不可能战胜纳粹德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克思主义导致的问题又是苏联崩溃的根源。

  煽动阶级仇恨可以为大量分散的底层民众树立起共同的敌人,使他们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去实现宏大的目标。被革命思想洗礼过的人,为了所在群体实现这些宏大的目标,可以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乃至生命。

  虽然对于当事人本人来说,这是很痛苦的,但是一个族群要做成一件大事,这又是必需的。实际上这个道理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也一样。它们为了动员民众,也需要树立共同的敌人,例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等等,也需要人民个人作出牺牲,只是在手段上较具人性,更富有技巧,也不那么极端。

  总之,我们应该客观认识马克思主义,既理解其在中国获得思想统治地位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又打破对它的迷信和崇拜,避免它成为禁锢中国人思想的枷锁。

返回顶部

  

  二,个人自由和集体主义不可偏废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从“追赶”西方列强的阶段进入了“超越”世界强国的阶段。追赶时前方有目标,只要简单模仿即可,但是进入超越阶段之后,前方不再有榜样,“创新”已经成为中国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

  创新的难处之一是不知道这个“新”在哪里。日本在家用电器产业雄踞世界之首后,政府把高清晰电视作为下一阶段的创新目标。但决策者没有想到,模拟电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的“新”是数字电路。辍学大学生乔布斯最初作为玩具在车库里创造出来的个人电脑,才是未来之星。

  国家和大企业只能去试探少数可能性,但这样做失败的风险太大。就好像在公园里找钥匙,探照灯的亮度虽然很大,但数量有限,不可能照射到每个角落;手电筒虽然小,但是大量人拿着它们分头寻找,找到钥匙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当然,在个人或小微企业找到初步的创新方向后,国家或大企业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接力开发,使粗陋的原始创新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成熟产品,其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

  创新的难处之二是思维定式会阻挠新思维的诞生。大企业在创新之战中败于年轻人,司空见惯。庞大的IBM不敌年轻的比尔盖茨;二三十年之后,比尔盖茨的庞大微软又不敌年轻的谷歌。

  因此,中国需要大量思维活跃、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人去探索。个人自由不仅给了个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更使人们能够海阔天空地去思想,去形成新的思维,而且乐于表达出来,而不是因为担心异于旁人的好恶标准而被自己枪毙在自己的大脑里。

  各种标新立异的音乐、舞蹈、绘画、行为艺术,甚至色情作品,表面上看和科技创新没有关系,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训练,暗示和鼓励年轻人去创新,去打破现有的界限,也提高了社会大众对新思维和新事物的宽容度。

  虽然最终成功的创新者只是少数几个人,只占全部探索者中极小的比例,和全部年轻人相比更是极少数,但他们是露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如果没有水下部分的巨大体积,没有大量其他探索者作为基数,没有无数思维活跃的年轻人,没有宽容的社会大众,这些少数成功者是不可能脱颖而出的。

  中国的决策者们不能只看见美国少数成功者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而不去关注孕育他们的温床,否则“万众创新”的良好愿望将会变成无本之木。(注:“万众创新”出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14年9月10日。)

  但是,在允许和鼓励个人自由时,不能轻视和放弃集体主义精神。个体的彻底解放,个人利益绝对至上,往往意味着族群开始走向灭亡。

  中国近期放开了第二胎的生育限制,但很多年轻女性并不愿意去生第二个孩子。这里虽然有经济上的原因,但也有很多人希望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不愿把自己的青春过多地用于孩子身上。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西方自由世界更为严重,生育率的下降将使这些国家在几十年后可能不战而亡,实际上即使想战可能也找不到足够数量的成年男性上战场了。另一种可能性是人种比例彻底翻转:原来的少数族裔成为多数民族,而原来的主导民族(如白人)降低为少数民族,从而完全让出国家的主导权。

  个性解放,尤其是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导致生育率下降到无法维持族群正常代谢的程度,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了。但又不可能把妇女赶回家庭,回归生殖机器的角色。因此,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只有个体勇于牺牲,族群才可能得以生存。在自然界中有这样的现象:蚂蚁在逃避森林火灾必须过河时,蚂蚁们抱成一个大团滚入河中。蚂蚁团最终到达彼岸时,外围的蚂蚁都被河水冲走淹死,但最终圆团核心部分的蚂蚁生存了下来,可以继续繁衍。

  如果每只蚂蚁都不愿意牺牲自己,都要求以自己为核心组团,那么就不可能形成大的蚂蚁团,整个族群就会灭绝。

  人类同样如此。我们在这里开会大约有二三十人。假设有人持枪闯入,要求我们相互捆绑起来,抗命者将立即被射杀。如果我们都顺从了,他就可以在我们全部被邻座绑上之后,从容地逐一杀死我们全体。

  靠近入口处的人如果敢于牺牲自己,扑上去试图制服他,多半会被立即打死,但他为后继者争取了0.1秒钟的时间。在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宝贵的零点几秒之后,众人终于从惊愕导致的无反应状态中清醒过来,同时也因为受到牺牲者勇敢行为的鼓舞,一起扑上去,最终制服这个恐怖分子。

  这样,虽然我们这个群体牺牲了几个人,但整个群体生存下来了。

  2015年8月21日,比利时列车上三个美国军校学生合力制服恐怖袭击者,因后者枪械卡壳而没有牺牲生命,仅一人被匕首刺伤。该袭击者带了大量枪支弹药上车,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受到无数嘲讽和反对,还有学者说只有法西斯德国和朝鲜等国有爱国主义教育。但实际上美国不仅有爱国主义教育,而且水平绝不逊于中国。以下聊举一例。

  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收集了很多美国老兵的回忆故事,建立了一个专题“Veterans History Project”(老兵历史项目 )。这些老兵参加的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最近的伊拉克战争。 在这个专题中有一个网页,专门讲爱国主义,网页的标题就是“Patriotism”(爱国主义)。

  网页引向更多老兵故事的链接名称是“Experience more Stories of Patriotism”(体验更多的爱国主义故事),可见讲这些故事是为了对访问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和中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讲岳飞、林则徐和杨靖宇等英雄的故事一样。

  网页中还用红色字体醒目的写出了名人语录:“Patriotism is not short, frenzied outbursts of emotion, but the tranquil and steady dedication of a lifetime.”(爱国主义不是短暂的、狂热的情绪迸发,而是平静的、坚定不变的终生奉献。)这句话出自 Adlai Stevenson,他是美国政治家,做过美国伊利诺斯州州长,还参加过两次总统大选,竞争对手分别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中国右派坚定地反对爱国主义,他们常用列宁的话来批判爱国主义:“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但列宁被视为独裁国家的亲手缔造者或思想导师,列宁主义广受右派诟病,自由主义者们用列宁的话来反对爱国主义,却对民主美国的重要政治家宣扬爱国主义的名言视而不见,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这个网页上的另一句红色字体语录是“It is not unseemly for a man to die fighting in defense of his country.”(一个男子在保卫自己国家的战斗中死亡不是不得体的。)显然,这是在号召男人们应该为国家而战并献出生命。

  这句话摘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可见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了搞爱国主义教育,花了大心血,引经据典,把两三千年前故纸堆里的文字都挖出来了。

  在一篇介绍美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中,作者写道:“Hundreds of schools, for example, now us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ew 'Courage, Patriotism, Community' website. Advertised widely among educators, this website was founded 'in celebration of the American spirit' and includes 'patriotic melodies' and 'stories from the Veterans History Project.'” (几百所学校正在使用国会图书馆新建的网站“勇气,爱国主义,共同体”。这个网站在教育者中进行过广泛的宣传。建立这个网站是“为了弘扬美国精神”,网站内容包括“爱国的旋律”和“老兵历史项目中的故事。”)

  前面提到的网页“Patriotism”就是“Courage, Patriotism, Community”网站中的第二项内容 。

  “这个网站在教育者中进行过广泛的宣传”,可见美国政府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地推广过这个网站。

  实际上美国人比中国人更爱国,在各种聚会中美国国旗到处迎风招展。可见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不错。

  一个族群的团结,需要一些基础,例如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情感和信仰等等,这些抽象的东西需要一个具象的符号来表现。国旗往往成为现代国家人民常用的符号。

  中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华人分布于全世界,意识形态差异巨大,台湾海峡两岸有两面国旗。要把全球华人团结在一起,需要有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符号。“龙”就是这样一个现成的符号。

  在海外华人心中龙代表祖国。龙已经成为一条精神纽带,把海外华人与祖国连接在一起。海外华人在喜庆节日举行舞龙活动实际上是通过“龙”这一符号来表达他们对中华民族、对祖国——中国——的认同,认同这块土地,认同这块土地上的文化。

  龙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因此不应再将龙视为封建王朝的象征或普通的民俗文化现象。

  “龙的传人”这一说法始自侯德健的歌词,之所以能够得到全球广大华人的认可,是因为它很好地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者”这一概念。

  “龙的传人”这一说法很好。如果是“龙的后代”,可能涉及到血缘关系。“龙的子民”则涉及隶属关系,都不合适。

  “龙的传人”这个概念能够盛行,不是因为歌星的歌。而是因为这个词组说出了广大中国人“心里有、口中无”的话。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自称“大熊猫的传人”?即使写一百首歌,请一万个歌星演唱,相信中国人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大熊猫的传人。因为没有这个基础。所以“龙的传人”这一说法被接受并广为流传,不是偶然的。(详见黄佶所著《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争议及研究》一书,2015年。数字版:www.loong.cn/ylfy

返回顶部

  

  三,宏大目标要落实在具体策略上  

  实现宪政是很多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人的理想。但是任何另起炉灶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搞政治应该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尽量降低政治变革的成本,避免政治动荡,尽早实现目标。中国在法律上已经是一个宪政国家。中国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轮流执政”和“军队国家化”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4年修正。数字版: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82529

  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行使修改宪法等大量权力。第六十四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就能够修改宪法。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全国人大的半数加一个席位,就掌握了整个中国的执政权,只要掌握了三分之二加一个席位,就可以修改中国的宪法。

  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该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选举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第二十九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也就是说,任何政党的人士或非党派人士都可以被提名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并通过层层选举,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人大代表候选人的竞选海报)

  根据以上法律,中国的任何党派或人民团体都有可能在全国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并选举该党或团体愿意选举的人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行使执政权,甚至可以修改宪法。

  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讲,如果某党派或人民团体派出的大量成员能够获得基层选民的提名,并赢得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然后一路上行,在各级人大中赢得选举上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最后在全国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那么,该党派或人民团体就能够获得中国的执政权。

  关于军队问题,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

  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九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第九十四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显然,在法律上,中国军队已经完全国家化了,关键是哪个党派的人被全国人大选举为军委主席和成员,而这取决于哪个党派在全国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

  有人提出:军队国家化,军队将领就不能有任何党政背景,不能实行政委制度。

  如果真的认为有必要这么做,也需要由人大代表提出这类提案,并交由全国人大审议表决,获得多数通过,最终形成法律。这才是符合法治原则的做法。

  很多人对中国宪法不屑一顾,否定该宪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现行宪法的序言部分还存在一些有违宪政原则的文字,例如“党的领导”。

  但仔细研究现行宪法全文可以发现,只有序言部分五次提到“共产党”,第一、二、四处是对历史和现状的描述(顶多可以批评其有贪功之嫌),第三和第五处用未来时态、用“将”字委婉地提出了共产党希望自己保持领导地位的意思:“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与此同时,序言最后一句话却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想搞政治,就不能自我束缚,不去“钻”法律中的“空子”。搞政治应该“法条积极”,而不是“法条消极”。这是我杜撰出来的两个概念。法条积极就是积极寻找法律中可以为我所用的条文,充分利用,向前挤,向里挤;法条消极就是只看对我不利的条文,怨天尤人,消极等待万事齐备了之后才来行动。

  我们应该用实用主义的眼光看这部宪法。中国现行宪法是在全党反思文革灾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已经做到了可能的最好程度。为了能够被通过,当然会有迫不得已的地方,留下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这本来就是政治中常见的现象:为了实现主要的政治目标,在次要的地方做必要的妥协。在今天权贵集团权倾朝野、极左思潮全面回潮的情况下,这样的宪法未必能够通过。所以大家要珍惜这部宪法,应该努力落实宪法中符合宪政原则的条文,然后在实践中慢慢地不断地去完善这部宪法。

  纸上的东西要落实,需要经过不懈的努力。笔者认为,执政者主动遵守宪法固然很好,但推动中国落实宪政的基本动力在民众。然而民众对体制的推动不应该是阵发的、暴烈的“撞”,而应该是坚韧的、持久的“挤”。

  前者也许见效很快,但成果可能很不稳定,还可能引发强烈反弹,功亏一篑,走向倒退。后者也许见效很慢,但成果可能比较稳定。政治制度需要社会观念和文化意识为基础,它们的形成或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只有三者协调进步,才能达成理想的结果。

  希望执政者落实宪政,只有批评和对抗是难以达到目标的,还必须帮助他们找到一条体面而渐进的出路。笔者设计的路线是:(详见黄佶“一种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设计方案”一文,2012年。)

  1,将目前党政两强一体的结构分解开来,党政干部不再交叉兼职(市长不再兼任市党委副书记等等)。党组织的任务不再是参与政府的决策,而是代表民众监控政府的工作,包括检查和审核政府工作,质询和撤换政府官员。对党组织官员的主要考核指标是当地民众的满意度。

  强势政府受到同样强势的党组织的贴身监控,地方上不公事件就会大幅度减少,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也会减少,这会给上级官员信心和安全感去推动进一步的改革,使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入良性循环。

  2,将党组织对政府的直接监控,改为通过党组织控制的当地人大,间接地监控同级政府,理顺执政党-人大-政府三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逐渐和人大机构融合。

  3,逐步放开基层人大代表竞选,引入党外人士参选,和党组织指定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竞争,避免基层党组织懈怠,进而初步实现民主政治。

  中共各级组织不能再把“民主竞选”看作是资产阶级政党或党外自由人士的专利,而应该适应“投票箱里出政权”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安排党员干部学习现代民主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学会和选民沟通,为选民服务,赢得选民的支持。

  上述三个阶段宜慢不宜快,可以从基层逐渐开始试点。很多地方实际上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人大监督政府工作的试验,其中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

  中国进步的很多阻力来自官僚阶层和既得利益群体,只靠少数主张改革的高层官员(如果存在的话)在内部和他们博弈,是难以克服他们的阻挠的,必须引入民众的力量参与斗争。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式的民众参与又会造成新的灾难,不能采用。可以把人大作为不同利益方的博弈平台,通过人大这个平台有序可控地引入民众的力量。

  近年两会期间,发表奇谈怪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受到了舆论(包括网络舆论)的猛烈批评,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官方应该把更多的问题放在人大的台面上来讨论,来自民间的压力会对内部的协调产生有益的影响。不应小看舆论的压力,中国近年的进步,例如近日的全面放开二胎生育,表面上看都是中央决策的结果,但如果仔细追踪,可以发现话题最初都起于舆论,而且主要是发声门槛较低的互联网。

  地方和基层两会也应该像全国两会那样,让民众听见代表的声音,使民众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官民互动,避免双方渐行渐远。官方应该认识到,民众的不满发泄在人大平台上,要远远好于发泄在街头。

  以上是官方可以利用人大平台做的事情。民间也应该充分利用人大平台推动中国的进步。

  现在的人大代表几乎都是官方指定的(虽然通过了法定程序,表面上无懈可击),因此不可能代表选民的利益。但我们不必较真,我们可以假装以为他们会代表人民的利益,然后逼迫他们出来代表我们的利益。

  印度人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现了独立,中国人则不妨通过“假戏真做运动”实现民主化。

  大家可以分头收集当地的人大代表的信息: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等等,发布在网上,以后有事情了,就去找他们。不论大事小事。

  很多人有个思想误区,认为不是自己选出来的人大代表,自己就不应该去找他们求助。但是你管他是不是你选出来的呢?既然他挂了人大代表的头衔,人民就完全可以去找他,去麻烦他。

  我们要让钦定的人大代表们认识到:“人民代表”不是一个轻巧美丽的桂冠,而是有千斤重的紧箍咒,你要么不戴,要戴就别想清净。现在人大代表做得很舒服:视察吃喝,开会睡觉,定期津贴。如果老百姓不去逼人大代表,那些人大代表就会永远尸位素餐着。逼多了,逼烦了,他们就要逃走,就要谢绝任命;党组织也会被迫考虑换上合适的、能够在党和民众之间做桥梁的人当人大代表。

  找人大代表求助,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虽然人大只是橡皮图章,但在很多地方,官员和国企对人大代表还是有所顾忌的,要给面子的,以免把事情闹大。

  冤民们也应该把向人大代表求助,作为上访的补充手段。可以反复致电致信给他们,直至他们出面。人大代表如果拒不露面、或拒绝为民服务,或敷衍了事,就在网上公开点名批评他们。

  虽然中国宪法和法律为普通人竞选基层人大代表开辟了通道,但独立参选人直接去竞选人大代表依然困难重重,屡战屡败,少有成功。

  基层党组织阻击独立参选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阻止选民提名他们成为正式候选人,利用选举法对“酝酿”环节规定太粗疏(也许是有意的)而造成的漏洞,把独立参选人都“酝酿”掉,使他们无法成为正式候选人,名字根本上不了选票。

  突破这一障碍的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是:让支持独立参选人的选民在选票的“另选他人”一栏中填写该独立参选人的姓名。如果有足够数量的选民这样做,该独立参选人也是能够顺利当选的。当然还要保证唱票阶段的公正。一些独立参选人动员了大量亲友分头贴身监督各个投票箱,直至完成唱票环节,并全程拍摄录像。

  如何才能得到选民的支持?到选举前夕才去做工作、表达自己竞选的意愿是不够的,已经太迟了。有志竞选人大代表的人士应该在平时就深入选区,为选民服务,获得他们的认可。

  基层党组织把阻击独立参选人当做政治任务;很多独立参选人也把突破这种阻击当做政治任务。但选民不是,选民是想选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而不是为了完成什么政治任务。

  老百姓心里想的是水电煤的价格会不会涨、家门口能不能新建一个公交车站点、违章搭建谁来管、物业费能不能低一些,等等。如果独立参选人满口只有民主自由宪政等空洞理论,是不可能获得选民支持的;即使独立参选人做出各种实质性的承诺,但如果选民对他很不了解,甚至完全陌生,他也未必能够得到选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平时的工作非常重要。

  独立参选人的宣传拉票工作也会受到官方机构的种种阻挠。但他们的阻挠多半不是赤裸裸的。禁止使用扩音喇叭宣传的理由很冠冕堂皇:“噪音扰民”,禁止拉横幅、贴海报、发传单的理由则是“影响环境美观和卫生”。因此独立参选人更需要平时就深入选区,把自己的表现和竞选意愿早早铭刻在选民心里。

  现在很多年轻人热心社区文化活动,积极组织业主维权,这些活动能够在业主(也是选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并锻炼这些年轻人的组织才能和政治能力,尤其是能培养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积累和官方打交道的经验,这是中国未来成功独立参选人的最佳温床。

  参加竞选遇到阻挠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便在最民主的美国也是这样。当年美国白人为了阻止黑人投票,搞过很多鬼。例如选择工作日作为选举日。因为黑人多数为穷苦工人,做一天工作拿一天钱,因此很多黑人舍不得请假去投票;选举时还对投票者的文化知识设置门槛,由警察在马路上拦住去投票的黑人提问。由于黑人平均文化程度较低,因此往往被排斥在选票站外。最著名的问题是:“一块肥皂能够产生多少个肥皂泡?”(王栋:美国的选举功能障碍,2012年)在划分选区时搞鬼——Gerry-mandering(格里火蜥蜴花招)——至今大行其道。(赵忆宁:《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8 月第一版,p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独立参选人的合法被选举权如果受到阻挠,可以去法院起诉。也许最后的结果必败无疑,但起诉本身就是一次对民主选举的宣传。如果大量独立参选人同时在各地起诉,其影响力不可低估,至少要比苦苦哀求明君放权的请愿行动更符合宪政精神。

  对于西方民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中国要注意避免。政治制度的演变是路径依赖的,很多问题不能等到出现了再去考虑如何消除,那时就晚了。

  美国的金钱政治问题非常严重。中国可以采取“平分竞选资金”或只能由选举管理机构统一发布候选人信息的办法,保证各个候选人不会因为经济实力的差异而导致宣传力度出现显著差异。

  民粹现象导致政客被选民绑架,无法提出和实施不符合选民短期和局部利益、但符合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政策。政党政治也表现出了严重的弊端。党内交易使政治家们将党派利益置于选民利益之上。这些弊端都应该加以预防。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任何激进的变革主张,都是不负责任的。在失控无序的环境中,只有最不受道德观念约束、最“无法无天”的枭雄,也即最流氓的人,能够称王。中国人好不容易依靠自然规律的帮助,摆脱了枭雄的统治,不应该再次迎来一位新的枭雄。

返回顶部

  

  四,客观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丰富,虽然很多是糟粕,但也有一些思想可能成为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

  “资源有限”是西方经济学的起点,但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资源是否有限,是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的。如果欲望有限,那么,较少的资源也足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不会显得稀缺。但如果人的欲望无限膨胀,那么再多的资源,也会被耗尽。虽然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应用越来越合理,效率越来越高,并且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源,但人类欲望的膨胀速度更快。

  因此,在人类即将耗尽地球上的资源之前,最重要的是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克制人的欲望,尤其是生活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以此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

  不断提高的欲望,原先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人类早期或目前尚处于贫穷阶段的人,可以有较高的欲望,通过发展生产,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满足自己的欲望。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生活足够富裕之后,人类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转向对文化和精神享受的追求。


(香港大会堂里的戏剧海报局部)

  宣传“知足常乐”的思想,传播“自我克制”的观念,鼓励追求精神幸福,推动政府制定各种抑制物质欲望的政策法规,促使主要发达国家的人民达成自我节制的国际共识,开创新的人类发展哲学,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西方白人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弱肉强食,得寸进尺”。这种文化思想在人类拓荒时期和发展初期,是合理的,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西方白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活水平很高,这种示范效应推动这种思想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思想。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尤其在发达地区,这种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应该逐步转变为“适可而止,知足常乐”。

  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纷争都是因为贪婪引起的。自古至今,总有很多人不愿安心耕种劳作,而希望通过掠夺他人获得财富。家庭之间,部落之间,国家之间,为了防范外人的入侵,花费了大量资源建筑围墙、防盗门、栅栏、长城、城堡、防线等等。在现代社会,马奇诺防线这样有形的防御工事已经没有用,改为由枪炮坦克军舰导弹组成无形的“长城”。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无形长城的高度也越来越高,现在的高度已经超过了大气层:军用空天飞机。

  如果人类把制造武器的金钱和技术用于生产粮食和民用产品,人类不仅能够摆脱饥饿,而且可以过上很丰裕的生活。掠夺者和抵御者同时发展武器,你追我赶,实际上是一场浪费资源的零和游戏,唯一有益的副产品是部分技术可用于民用,但相对于资源的巨大浪费,其贡献极为有限。

  人类的悲剧是:只要还有一个国家,甚至只要还有一个人,想通过暴力手段掠夺他人的财富,全人类就不得不花费巨资建立国防和防范系统。尽管如此,宣传知足常乐的思想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大陆因为稳定的需要,在可预见的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解除思想控制。但自由的思想又是一个民族活力的重要来源。中国人应该将计就计,充分利用港澳台地区,将其建设成大中国区的“思想工厂”和“思想市场”,利用和欧美的紧密联系,建设大量大学,培养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学生,也通过分流大陆远赴欧美的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为自身获得经济收入。在中国官场里,留苏学生亲俄,留美学生亲美,留日学生亲日。因此,在港澳台读书的大陆学生,对他们度过青春的地方也会产生特殊的感情,这是未来港澳台地区最大的安全保障。

返回顶部

  

  结束语:中国需要一次启蒙

  笔者多年来围绕经济学、政治改革、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等话题参与了大量讨论,发现很多时候观点对立的根源不是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的差异,而是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是思想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奇谈怪论者中不乏高级学者和年轻学子。

  因此,中国急需一次启蒙运动,内容很简单:恢复常识,学会理性地、全面地分析讨论问题,而不是情绪化地、片面性的发泄,学会勇于承认错误,而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掩饰一个论点的荒谬,去制造更多荒谬的论点。

  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应该把民族国家和政府政党区分开来,不能因为无法改变执政者,就用损害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主张宣泄自己的不满。中国现在失去的领土和海域,邻国不会因为中国今后实现了民主化而主动还给中国。这些领土和海域里的资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财富。

  中国已经经不起再次折腾了,如果中国的知识精英都能成为“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能够逢左反极左、逢右反极右,中国幸甚。

(此文系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于2015年11月27至28日举办的“普世价值再议论坛”参会文稿。)

返回顶部


黄佶在会上发言(程羽黑摄于2015年11月28日)

-----------------------

作者简介:

  黄佶,工学博士,大学教师,涉足传播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1998年提出“nows”(现闻)概念。近年来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这一组合对传统新闻(news)报道模式的冲击验证了这一设想。1999年完成著作《资本异论——关于商品交换和利润来源的思考》,该书指出《资本论》中存在很多逻辑错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不能成立;该书提出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资本利润的本质来源是交易双方劳动生产率之差等观点;2000年该书全文上网;2002年人民日报社《国际金融报》分十期连载主要内容;2003年于台北出版。该书引发的激烈辩论至今未平息。2005年开始研究中国政改问题,2012年绘制并发布“中国政改路线底层设计图”,因其给出了具体而现实的政改步骤受到广泛传播和关注。2005年龙落选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后提出龙应该音译为 Loong;在2006年“弃龙风波”中,该建议被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美联社等海内外新闻媒介广泛报道;2015年完成著作《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争议及研究》,该书汇总了大量原始资料,并对有关错误观点进行了分析批评,指出其根源是中国知识精英面对西方世界时缺乏文化自信。对两岸关系和国际局势也时有言论,网络文章《应该正确解读台湾局势》于2006年获上海市社科联合会优秀成果奖。

返回顶部


返回首页